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王莽奏立《乐经》管窥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从孔子到王莽——儒家外王理论在汉末的失败

本文以儒士群体在西汉追求理想政治的过程作视角,认为王莽所代表的是西汉士人的利益,就个人人格的发展和治国措施而言,王莽及其改制恰恰符合儒家的“内圣”和“外王”两个理论层次,由于儒学理论自身的痼疾,改制最终失败。改制的失败不仅是王莽个人的悲剧,也是西汉士人群体的共同悲剧。从孔子到王莽反映了儒学的提出、渐入世道到“全盘儒化”的历史进程。     

王莽改制依经初考

王莽改制是西汉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它的研究,人们较多地是注意从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谈它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而从经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则不多见。王莽的改制,按其依据的理论,又常称为“(言乇)古改制”。其实,所谓王莽的“(言乇)古改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是(言乇)古经以改制,就是说王莽企图照搬秦汉以前的古代经典来修改和代替西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由于在王莽改制的同时,经学上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所以,     

西汉诏令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

西汉诏令以其特有的方式多维度地反映了西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实况,它不仅为理顺西汉政治与人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也为儒学在西汉的发展与凸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汉诏令也映现出那个时代的哲学趋向与人文图景,其自身所凸显出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更是为东汉乃至后世的诏令提供了基本范式。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被融进西汉诏令中不仅反映了西汉政治的价值向度,而且也彰显出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中的实际价值。     

西汉经学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这场改制运动的特点是据经托古,而又别有新意.所以,它的出现同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一、西汉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汉代经学即对先秦儒家《六艺》的注释和研究.通过传释儒家《六艺》以推演其义.汉武帝即位后,立《六艺》为《五经》(《乐》已散佚),经学之名由此始.春秋时期创始的儒家学说,主要著作即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艺》.战国之时,诸多学子研究传释《六艺》,分成若干派别,著名的有八派,在这八派中,除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两大派别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外,其余诸派多在《六艺》的传释上产生分歧.整个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最为强盛,被百家诸子奉之为“显学”.秦朝一统后,独柄法家学说,禁绝儒学,儒学典籍濒于灭绝.汉初,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儒家诸子又获得了自由争鸣的环境,公开地研究《六艺》.但是,当时他们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难的,经过秦火焚书及其数年战乱,儒家典籍大量散佚残缺不全,甚或只凭口耳相传,所以补正阙疑.教授弟子城为当时的急迫     

变革、继承与法的演进:对“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法文化考察

上世纪40年代,瞿同祖先生系统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70年代后,由于秦简、汉简等新史料的出现,学术界对该命题的某些具体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伦理主义和混合法是中华法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且始终一以贯之.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对古代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战国秦代的法家集团,在清算宗法贵族制度推行“集权法治”的同时,完成了局部的“纳礼入律”.西汉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巩固特别是儒学被奉为正宗学术,古代法律开始儒家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全方位的.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的儒法一统化;在司法职业训练上表现为儒学律学化或律学经学化;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宗法礼制的逐渐成文法化;在法律样式上表现为儒家提倡的混合法理论逐渐社会化.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儒学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导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然而不论如何升沉变化,儒学始终是中坚。自王官之学降为诸子,百家争鸣,儒学成为显学。汉承秦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于是经典化。然而东汉与西汉经学异途,魏晋玄学渗入,隋唐佛学西来,遂激起宋儒改造之念,而理学已与经学异趣。及至清初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别录》《七略》建构西汉学术谱系的理路分析

刘向、刘歆父子开创性地编纂群书提要目录《别录》和群书分类目录《七略》两部著作,全面梳理和分析了皇室收藏的春秋战国至秦汉年间的文献典籍,奠定了西汉王朝学术谱系的基本框架,其建构理路遵循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海纳诸子于经学、坚持古文经学立场的原则,体现了作者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儒家经学观。     

汉代官制与外戚政治

<正> 外戚专权是汉代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皇帝的外家仗恃着椒房之宠、掖庭之亲而内干机密,出纳王命,监临百官,威权自专。从西汉的霍氏之乱、王莽代汉到东汉的窦、邓、阎、梁外戚之祸,终两汉之世,他们一直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汉代官制的发展,以汉武帝为界,可以分为先后两个大的阶段。汉武帝以前基本承袭秦制,汉武帝以后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央官制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一是宰相制度由丞相制变为三公制;二是内朝的设立和权力的扩展,凌驾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并逐渐把外朝的权力转移到内朝和尚书台。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与外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陆振岳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     

王莽究竟几改币制

币制改革是王莽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导致改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关于王莽改革币制的次数问题,历来的著述所载颇有抵梧。或说“王莽凡改币制五次”,或说“王莽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或笼统地说“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王莽究竟几次改革币制?据《汉书》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至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西汉政府发行的货币均为五铢钱。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