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

针对西汉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学而轻视古文经学的状况,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了二百年的斗争,结果古文经学由衰而盛,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则盛而衰,为古今经学所取代.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论西汉前期的经学思潮

在西汉前期的学术领域,激荡着一股“汉家法周”、复兴儒学的思潮,我们名之曰“经学思潮”。它在西汉初年主要表现为“过秦”,即对秦王朝的苛暴政治及其指导思想法家学说进行严厉的批判;在景、武时期则表现为儒道之间的互抑互黜,双方由学术之争逐渐演变为对政权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及其所整理的文化典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尊孔、尊经、读经、造经、解经,构成了这一时期学术领域色彩斑斓的景观。儒学终于变成了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宗学术,登上了意识形态的宝座。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儒学复兴首先是经学的复兴,表现在经学上,就是打破僵化的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地舍弃传注之学,由疑"传"疑"疏"进而疑经改经,崇尚义理之学.儒学复兴是一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对前人经学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从唐初的"疏不破注","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到北宋变为"以己意断经改经",这是一种经学的转型.不过,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疑"笺传"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中国书店1986年版).而尊经只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疑"笺传"是为了寻找对儒学经典阐述的新方法,借以树立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找回人们对儒学失去的信心,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找回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信心.……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理学与经学

理学与经学李禹阶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风格、特点的哲学思维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以来以经学为形式的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本文就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一、理学的经学形式理学是适应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需要而产生的，又是...     

两汉经学源流

一西汉经学秦政焚书,六艺寝熄,楚汉之际,天下纷争,文献散绝,学者闵焉!汉初但有易卜之书,至孝惠始除挟书之律,孝文复开献书之路,经籍众书,往往颇出。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为书之官,用董仲舒言,表章六艺,罢斥百家,学校甫兴,而书藏山积,太学诸生,成以通经为业,遂开我国历史上之经学极盛时代。于是治经者,莫不以汉儒为宗,说经者,皆重师法,口耳授受,其来有自,故非师法,则莫与之通。非廑此也,维时猶重今古文之分。今文者,今所谓隸书,汉世所通行之文字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此今古文所为分,由于文字之异一也。今文学者,主经世致用,发明微言大义,国家每有大事,辄引经文,折衷是非,以補法制之不备。(参阅廿二史箚记)古文学者,主传注训诂,多详章句典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经学发展与西汉儒士之选择

西汉初期，黄老思想盛行一时，且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想意识，经学发展空间较为局促，儒士在精神学识与政治领域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但伴随着文化的发展、高涨，经学的存在价值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且渐向精神层面与政治领域渗透，儒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抬升。至武帝时期，经学取得了在思想领域及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尊崇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儒士入仕之阶。此后，通经求仕禄的倾向更加明显。然元、成、哀帝后，经学日渐衰微，儒士开始渐趋分化。     

经学“本”“说”辨

经学“本”“说”辨马育良关键词：经学，经说，古文，今文汉世经学分野应包含文本古今之别和经说古今之别二义，这一点早为东汉荀悦所揭．橥。苟氏《申鉴·时事篇》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     

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五经异义》承续了《白虎通》的一统方向,裁定经说、融通今古,代表了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经学的经学一统。《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     

稷下学宫与汉代经学

经学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建构意识形态霸权之后的特殊产物。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在经学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经学之争

以“依经立义”、“倚传现义”这两种经学诠释学思路来重新观照刘歆立古文经学与经今古文学之争,可以发现：所谓“争”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其实是两种诠释学思想之间的互补。不论是今文经学的此消还是古文经学的彼长。都是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调整与完善。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