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开国前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中国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宗藩关受到了严重冲击。同一时期,作为"隐者之国"的朝鲜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封建统治逐渐衰落,加之,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随着清王朝国门的开启也开始对清之藩属虎视眈眈,朝鲜也面临着严重的开国危机。清王朝向来以体制攸关,尤其重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体制,然而此种情况下,清政府为时局所迫不得不改变旧制,以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之策来应对朝鲜已经临近的侵略危机。从众多层面上看,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是朝鲜的开国危机与清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

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形成了其相应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各自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的20年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开始独霸了朝鲜。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具有封建性,而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则有明显的殖民性。对于此时期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诸政策,应当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     

"球案"及其对中朝宗藩体制的冲击

1875年,日本政府强行宣布琉球改制,禁止琉球对清朝贡,“球案”由此引发。清政府以“球案”为鉴,加强了对朝鲜控制,企图加强中朝宗藩体制。但由于清政府在“球案”中懦弱的表现,以及朝鲜部分统治者对清加强控制的反感,朝鲜越来越倾向于日本。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朝宗藩体制荡然无存。     

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笔者认为,清政府顽固地坚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过多地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极大地损伤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加剧了其叛清自立的离心倾向。中朝生隙,联盟解体,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政府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原因探析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力图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与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洋务运动的开展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实力,当时远东的国际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清政府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试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1885——1894年)变化形成之背景

本文从“中朝宗藩关系遇到的挑战”入手,论及列强在东亚确立殖民扩展体系对这一传统关系的根本性冲击。特别是通过分析日本侵略朝鲜对清朝的边疆防务形成威胁,为清政府开始转向全面干预政策进行铺垫,进而对1885———1894年间清政府对朝鲜政策变化形成之背景进行了浅要分析。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19世纪末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探析

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已处于日没西山的时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决定了日本首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从而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挑战。此间中日两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没落的清王朝尽管几经挣扎,但也无力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终还是败给了处于殖民侵略扩张行列中的新兴力量日本。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日本具有强烈的侵略性,俄国南下与其争夺朝鲜半岛的利益加速了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的步伐,也导致了日本与清政府之间矛盾的激化。清政府借由"壬午军变"、"甲申政变"、"巨文岛事件"的解决,进一步宣示了其对朝鲜的宗主权,加强了中朝关系的紧密性。日本丧失其在朝鲜半岛的主动与"先手"地位,不得不通过战争实现其侵略野心,中日战争遂不可避免。一般认为朝鲜东学党起义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但日本大陆政策与俄国远东政策的天然对立以及在朝鲜半岛的角逐更是其深层原因。在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上与日本有同样利益的俄国,在默认朝鲜"独立"之余,坚决反对日本势力涉足中国东北。甲午战争结束后,就辽东半岛的割让与返还,原本以朝鲜作为争夺焦点的日本与俄国,又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东北。     

略论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

清朝为了防止日本和美国在对朝鲜的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缔结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中朝关系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变化时期。日本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朝鲜半岛的扩张,使传统的清朝与朝鲜李朝之间的封建宗藩关系遭到空前挑战。严峻的现实迫使清朝政府和李朝统治者不得不作出反应。本文试就李鸿章代筹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问题,对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做一个案研究。     

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封建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     

顺治时期中朝之向的封与贡

册封与朝贡是清季中朝宗藩体制的重要特征.依据宗藩体制,朝鲜国王、世子、王妃均须得到清帝册封;同时,朝鲜国王须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使节到北京朝贡.封与贡既是宗藩体制的礼仪,也是维护宗藩体制的措施.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朝鲜策略》“结日本”问题辨析

"结日本"是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为朝鲜开具的救时良策,前承"亲中国",后续"联美国",达致"图自强",形成一个完整的外交构想。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在《朝鲜策略》的研究上成果颇丰,评价甚高,但对"结日本"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朝鲜策略》所提"结日本"问题,明显是与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相抵触的。这与何如璋、黄遵宪对朝策略的整体构想、清政府外交官选派机制的缺陷、总理衙门的权威性不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必须重新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