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视角下的孙宝琦与辛亥山东独立

辛亥革命时期,末任山东巡抚孙宝琦既效忠于清廷,又对革命党人持有恻隐,希望清廷与革命党人实现政治和解。但是,他面对省内的独立呼声和北方清廷的双重压力,无法从容转圜,从而陷入彷徨不定的心态纠结中。孙宝琦先是被迫宣布山东独立,当袁世凯指使第五镇反对独立后,孙宝琦即秉承袁世凯旨意,宣布取消独立。山东独立的波折造成了孙宝琦政治人格的分裂,使其长期受到负面评论,但是客观上却使山东避免了南北冲突的战火,因而应当予以充分理解。     

求生与保皇——试论维新派流亡者的外交活动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被迫出走海外,以维新派流亡者的政治角色继续活动。在引渡维新派流亡者的问题上,清政府和英、日等国政府发生外交纠纷。维新派流亡者在英日朝野展开游说活动,争取英国和日本对保皇活动的支持。维新派流亡者的涉外活动加剧了清政府与英日两国的矛盾,在客观上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促成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序。可以说,维新派流亡者对清政府的外交孤立活动与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的外交严重失序有着不可分离的因果链条。     

求生与保皇——试论维新派流亡者的外交活动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被迫出走海外,以维新派流亡者的政治角色继续活动。在引渡维新派流亡者的问题上,清政府和英、日等国政府发生外交纠纷。维新派流亡者在英日朝野展开游说活动,争取英国和日本对保皇活动的支持。维新派流亡者的涉外活动加剧了清政府与英日两国的矛盾,在客观上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促成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序。可以说,维新派流亡者对清政府的外交孤立活动与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的外交严重失序有着不可分离的因果链条。     

袁世凯因应白朗起事的军政措施——兼论白朗起事的性质

白朗起事,严重威胁了民初袁世凯政权,为剿灭白朗武装,袁世凯制定了阶段性计划:先是责令豫督张镇芳剿办;继是令豫鄂两省协剿;最后是动用全国武力联合剿讨,白朗终归失败。由于袁世凯的军政措施有一定的局限,这就为匪势再起埋下隐患。     

己亥建储与晚清政治危机

戊戌政变后,清廷顽固派为了彻底打击维新派,策划废黜已经被剥夺亲政权力的光绪帝.1899年初,顽固派宣布为光绪帝立储.此举是为己亥建储.民间社会对顽固派立储活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一些地方督抚也持暧昧不明的态度.列强也通过外交途径介入立储事务,直接触及这一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围绕着立储问题,顽固派陷入了政治孤立的窘境,对列强产生极度仇视的情绪,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外交政策的严重失序设下了伏笔.     

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1900年,俄国利用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全面入侵东北,激化了与日本的矛盾,从而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为了维护东北主权,清政府利用日俄矛盾,进行中俄交涉,使俄国承诺撤军。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鉴于未来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出现日俄两国分割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及时调整。战争结束后的日俄和谈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却被排斥于和谈之外,最终无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现实。     

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

辛亥革命,民国肇建,庞大帝国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逊清皇室作为一个微型政治实体停留于民初社会。1912—1924年间,逊清皇室以紫禁城内廷为主要活动空间,仍然保留着不少皇家机构,发挥着维持宫廷运作的各项功能,并且与外界社会发生比较复杂的关系。复辟不是小朝廷唯一的政治命题,实施内部管理、结交外部力量与争取合法性等都是其政治功能的体现。逊清皇室还通过隆裕太后葬礼和溥仪大婚这两场重大仪典向公众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存在。     

细论五代武力集团义亲关系

为政治利益而结成义亲关系是五代武力集团的普遍现象。根据双方主体在结成义亲之前的关系状况,可分为多种类型。在动荡的政局中,义亲关系也发生不同的变化。义亲关系的泛滥反映了武力集团内部关系的复杂多变性,表明儒家伦理秩序观念在迷信武力的时代中无法得到正常维持。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逊清小朝廷与故宫学的萌芽

以溥仪为首的逊清小朝廷不仅占有紫禁城的"内廷"等空间,也占有着大部分宫廷可移动文物。一些效忠小朝廷的学者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利用出入紫禁城的便利条件,对宫廷文物展开学术研究,其成果承先启后。由于小朝廷的封闭性,当时紫禁城内的学术研究未能与外界充分交流,亦未能形成富有生机的研究队伍,但故宫学的萌芽却由此发生,客观上为当代故宫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故宫学、敦煌学和简帛学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