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不仅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体现出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个世界与两个世界——中西天人关系再思考

传统中西方文化价值模式分别为天人合一的价值模式和天人相分的价值模式.人类本应有两个世界:感性生命世界和道德理性世界.中国传统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世界,因此天人合一的价值模式只剩下一个纯道德的理性世界.西方传统文化肯定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因此天人相分的价值模式含有感性生命的世界和道德理性世界.     

西方主体性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及其困境

人的主体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在西方启蒙时代初期,人的主体性观念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建立的,人的理性与西方传统的上帝(超感性领域)观念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西方近代社会人的主体性观念。尼采的"上帝死了",打破了西方社会人的主体性观念的内在和谐,虽为人的存在注入了生命活力,但由于尼采彻底抛弃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及近代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致使他的以强力意志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陷入反理性主义泥潭而无法自拔。挣脱了传统制约的现代西方人的主体性观念在为西方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彻底打破了人与世界、现代与传统的和谐,从而使现代西方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应把人的主体性确立在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及现代与传统的内在和谐的基本范畴内才是合理的。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统一科学观”的实践哲学基础——对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统一的再思考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认识进行了实践批判,矛头直指其对自然科学“唯心主义方向”的抽象解释和人的科学的空洞化理论建构,并力图将二者融入社会历史实践。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始终未能触及作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共同基础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同样无法深入探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感性活动的异化”的根源,因此,马克思强调诉诸社会历史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来扬弃现实的异化,消除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二分现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建立未来“统一科学观”的可能性。     

图案·构成——对我国高等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体系的思考

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的设计基础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图案为主体的设计基础教学体系代表了感性的东方审美理念,而以三大构成为主的现代西方设计理念强调了概念化的美学规律在设计中的应用.中国的设计教育必须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要结合西方理性、科学的现代设计观念.因此,图案教学的内涵与构成教育的理念融合,是中国高等设计教育的必由之路.     

“Aesthetics”的感性之维——中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比较

鲍姆嘉通在"aesthetics"一词中加入"美的思维的艺术"的含义有着特殊背景,他以"美"的名义拯救西方传统哲学所鄙视、压抑的感性.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哲学变革的深入,强调感性意义的文艺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之一.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追寻一种非概念的、超理性的智慧和人生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当代,由于美学承担了特殊任务,其感性之维经历了沉浮.     

法治:中国百年寻梦

慈禧：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孙中山：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犹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犹是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对中国来说，只是一百多年来的事情。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一直处在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的权力社会中，在社会制约机制上，强调人格服从、人格依附和人格权威，权力高于法律。虽然我国古代法家也提出过“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绝非一回事。我国现代法治的产生，并不注重对我国古代“法治”的延展，而是着眼于对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吸收…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少数民族习惯法：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法治源泉——一种法律人类学的阐释

构建西部和谐社会,必须立足于西部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法律人类学认为,法律具有维持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本性,具有解决纠纷的作用,具有文化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因其发展的历史惯性到目前仍然践行着丰富的传统习惯法规范,而这些习惯法规范天然地内含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互惠与合作、符合公正和效益目标和多元纠纷处理机制等诸多构建和谐的因素。提取和升华这些积极因素,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是可以协调、整合和良性互动的,从而成为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坚实法治源泉。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法治现代化中习惯法地位之刍议

习惯法作为规制社会秩序的有效本土资源，在构建和谐社会蓝图时，是不能小视的重要资源。在今天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习惯法的地位更显重要，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律成就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还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在此较量中，习惯法当仁不让的扮演着与国家法共同承担维护国家发展和社会秩序大任的角色，这也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搞清楚习惯法的含义、厘清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问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小康社会的政治学诠释--儒家礼治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儒家所设计的“小康社会” ,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 ,其政治运作的根本是“礼治”。“礼治”是包含了“德治”和“法治”两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结构。可以说 ,礼治以德为本 ,以法为用 ,德法体用一源 ,是统治者实现人治的工具。儒家所开创的礼治话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 ,其影响极为深远。但在中国近代 ,因西方民主话语的冲击 ,其正当性、合法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们认为儒家礼治话语传统在精神上是专制主义的 ,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 ,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参与对现实的指导和对未来的建设。但儒家礼治传统要在现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必须实现其根本性的转换 ,以使其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衔接     

法社会学方法--关于"活法"的研究

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于国家的活动,而在于社会本身,必须从社会中寻找。我们发现,简单陈旧的奥地利法典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私法领域中,是完全被漠视的,代之发挥作用的是大量习惯法。以此为起点,就逐渐发展出“活法”学说。活法是和那些被法庭和其他裁判所强制实施的法律相对而言的,是那些支配着社会生活本身的规则;活法观具有独立的价值,活法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讲,法社会学必须从探察发现活法开始。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民初共和制、洪宪帝制均告失败悖论新探

民初民主共和制因民主基础薄弱而失败,洪宪帝制并非因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失败,两种失败并行不悖。民初中国既不是一个完全传统性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现代性的社会,而是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备的过渡性社会,现代性不足以使民主共和制成功,传统性也不足以使帝制复辟成功。实际上,民初中国应该选择介于帝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的政治模式——过渡性强权统治。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