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法治理论之基础

西方的法治产生于近现代,但是法治思想和观念发端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长期的酝酿之后逐渐形成和完善。本文对西方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即基础进行分析和探索,探讨西方的法治理论合理性结构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西方法治理论建构的基础,即人性的预设,保证了法治理论本身的合理化,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为二元:即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     

论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理论预设前提分析

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不具有稳定性,但是不管人治或者法治,其作用都依靠人的运作才能实行。人治与法治的运作者是人,治理对象也是人,何以一种方法不具有稳定性,而另一种方法具有稳定性呢?本文试图从政治理论建构的预设前提分析其合理性基础,从而揭示出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不具稳定性性的内在机理。      

政治之为一种责任——古典政治哲学的启示

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不同,导致古典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差异.以整体性为本位的古典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责任进行分配,这在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有大致相同的认同.然而以个体性为本位的现代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权利进行分配虽在现代社会得以确认,但仍有借鉴古代政治思想的必要.作者以古代希腊政治哲学与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为视角,对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责任意识进行比较,阐述了古典政治责任的优先性及对现代政治的启示.     

一个世界与两个世界——中西天人关系再思考

传统中西方文化价值模式分别为天人合一的价值模式和天人相分的价值模式.人类本应有两个世界:感性生命世界和道德理性世界.中国传统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世界,因此天人合一的价值模式只剩下一个纯道德的理性世界.西方传统文化肯定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因此天人相分的价值模式含有感性生命的世界和道德理性世界.     

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法治 ,源于人的感性生命的需要。传统中国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 ,因此法治无由产生。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人治社会逐渐转变到了现代法治社会。由于法治在现代社会己受到相当重视和强调 ,本文对比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强调法治何以在西方能够落实而在传统中国却不能的原因。本文认为 :法治的落实 ,必须以人的智性心的开发为前提和基础 ,这是传统西方的经验。传统中国 ,以道德涵摄一切 ,因此智性心开发不出 ,法治无由产生。     

论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理论预设前提分析

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但是不管人治或者法治，其作用都依靠人的运作才能实行。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理论建构的预设前提分析其合理性基础，从而揭示出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的内在机理。     

从政治逻辑到法律逻辑——建构和谐社会的方法论思考

用政治处理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两种方式：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社会的发展是逐渐从政治逻辑走向法律逻辑的过程。本文以规范分析的方法辅之以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揭示出社会从政治逻辑走向法律逻辑的内在合理性。     

责任分配与权利分配

正义是人类永久的主题。本文比较了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不同内涵。本文认为 :古代正义是以责任分配为主 ,而现代正义则是以权利分配为主。现代社会虽以利为本位而建构 ,但人们在思考改进和完善现代社会制度时 ,古代正义观仍不失为珍贵的资源     

论阶级分析法视角下的社会历史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论要解决社会存在的基本公正问题,即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阶级对抗和斗争是解决社会基本公正的最直接的手段和方法。有关人的基本需要及阶级概念,具有客观和可量化的特征,可纳入科学的范围进行定量分析。阶级分析法是科学的方法。     

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

《希腊哲学史》第 2卷中曾经对希腊的“自然”与“约定”的问题进行过较为详尽的讨论。① nomos与 physis翻译为“自然”与“约定” ,不尽准确 ,所以我们一直倾向于直接用这两个字的西文字。Nomos常常被译为“约定” ,这在汉语中便与“约”、“契约”、“社会契约”等一系列理念发生了联系。但是本文希望阐明的是 ,希腊并不存在“与神立约” ,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不过 ,这并不妨碍希腊人在“自然还是约定”的话语体系中思考类似的政治伦理问题 ,包括哲学家的城邦国家形成论 ,国际盟约的反思 ,② 以及借贷与租赁、置卖协议、释放奴隶的字契等等交易契约等。它们后面往往也会有希腊式神灵的特殊在场监临。本文从希腊早期的自然正义 ,雅典民主时代对于nomos的质疑与探讨 ,雅典后期哲学家的重新建立自然正义等三个阶段对此做一个分析。最后 ,我们对比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 ,以揭示正义观的古今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