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的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

随着探讨陶渊明诗文创作的深入,诗人自身的创作态度问题被明显地提了出来。笔者以为,考察一个作家的创作态度,最起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作家如何和怎样回答现实已经提出的问题,即写什么和怎样写。比如,就陶诗的思想内容说,是表现他个人的“苦闷的释放,哀感的解脱”,还是揭露封建士族门阀制度的罪恶,探寻桃源社会理想?就陶诗的形式表现说,是“一种零星的日记体”,还是已探得了独标丰彩的时代风格?(见《争鸣》1987年6期陈域文)另一个是写这些和这样写的用意何在,即创作     

谈李国文小说的诗情特征

李国文说过,他不是诗人。确实,他不以写诗见称。然而,我们从他的小说里,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诗的情境、诗的意趣、诗的韵味。要问这种感受是怎样来的?细想一下,与他作为小说家的审美态度显然大有关系。在一篇题为《我的歌》的创作谈中,李国文这样写     

论郭沫若早期思想、诗歌和泛神论的关系

在研究郭沫若早期思想和诗歌时,“泛神论”的影响是必然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泛神论在诗人早期思想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它怎样具体影响诗人的诗歌创作?影响有多大?看法却颇不一致。有的同志曾经夸大它在诗人思想中的地位和创作上的影响,说泛神论是当时诗人世界观的“核心”,是诗人“培植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温床”,甚至     

论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创作思想

1972年诗人约翰·贝利曼跳河自杀给了贝娄很大的震动。加上他英年早逝的朋友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德尔莫·施瓦茨,贝娄越发痛心地思考着美国是怎样对待她的诗人的。美国社会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对金钱物质权利的狂热追求,导致了人精神上的沉睡。与人智学家斯坦纳的相识更使贝娄坚定了创作《洪堡的礼物》时,提出灵魂不死的新观点,并通过“艺术家自我”和“世俗自我”的冲突继续他的寻找立足点的创作思想。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一首抒情史诗

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一诗的开头写首：“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尽管这个“我”总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在诗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个“你”却始终伴随着“我”,歌唱着《我自己的歌》。在惠特曼之前,从未有哪个美国诗人像他这样如此重视过自己的读者。文章从诗人戏剧性地表现“我”与“你”的关系中,探讨这首诗中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创作特点,从而窥视美国现代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自己之歌》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草叶集》的精华篇《我自己之歌》表述了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歌理念和诗人毕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这首长诗中,诗人力求解答“我自己是什么?”这一富含哲思的问题。在对此问题阐述的过程中,诗人表露了自己对“灵魂与肉体”、“上帝与自我”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超验主义思想。本文从哲性诗学的几个侧面论证惠特曼与爱默生,黑格尔,尤其是与康德等哲学家在思想上的联系,并通过解析《我自己之歌》中对“自我、上帝、灵与肉”等认识客体所做的真诚表述,阐述诗人思想深处超验主义的泛神观念。     

朱自清论

一红云呵!鲜明美丽的云呵!你给了我一个新生命!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朱自清曾这样评论闻一多:“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其实,朱自清的一生也是集合着与闻一多相似的三重人格,也是经过了诗人、学者、斗士这样三个阶段。如果我们考察他的包括创作和批评在内的全部文学活动,就能够生动地认识他的全个人格,也就能够认识在拂去历史灰尘之后,把“朱自清”的名字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意义和全部价值。朱自清(1898—1948),出生于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幼时随家从东海移居古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在扬州两淮中     

不喜欢“没意见”的人

在一次研究讨论话剧剧本《屈原》时,周恩来志对剧本的修改和历史剧创作的原则详尽地表了自己的看法。讲完之后,他笑着问身边一干部:“你的意见呢?”那位干部急忙回答:“没意见,同意您说的。”周恩来听后很不高兴,严地对那位干部说:“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没意见呢?遇到问题,你不思考?不懂就应该先学准备嘛。我不喜欢没意见的人。都同意我的意,那还讨论什么呢?你要学着提出不同的意见,至相反的意见。只同意别人的话,你就会变成汉了。再说呢,领导都那样聪明?都那样正确?的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受到启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全…     

对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的两点认识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过早地”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犯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斯大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到底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还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和研究。     

从审美心理看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

对于文学作品主题思想的讨论,在文学理论中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强调用理性归纳思想,其二是讲求用感性演绎思想。关于前者,高尔基说:“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的,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作家受到某种思想启示,产生了创作愿望,就用具体的生活和形象来说明这种思想。茅盾的《子夜》创作就是如此,他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说到:“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论创作》第59页)可见这种先入为主,用静观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方法,     

豪放的李白，细腻的诗人

<正>一、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唐代诗人李白,被誉为“诗仙”,其诗歌风格独具一格,具有丰富的艺术特点和深厚的诗歌价值。那么,李白究竟是一位怎样的诗人呢?李白的一生经历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李白在5岁到25岁时,他饱读诗书并在蜀中游历。李白在五岁时就跟随父亲来到了江油县,十五岁的他已经创作出许多诗篇。     

现象学论域中的“自我”

现象学的“自我”观主张这样一种主体性理论:人的一切知识经验都是从“自我”出发所获取的,除此之外,我们至今尚未找到一个可以为人类普遍适用的认识的出发点。“自我”是由多个同一性（他我）叠合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创造的过程。“自我”始终存在于渗透着群体价值的交往与建构过程之中。     

拯救自我的双重煎熬——《野蔷薇》中的女性世界

在茅盾整个创作生涯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他的《野蔷薇》中的五个短篇(分别是《创造》、《一个女性》、《诗与散文》、《昙》及《自杀》)集中描写了闺房琐事和男女恋情,袒露了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修养的年轻女性的情感世界。这在一贯注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茅盾那里,是否意味着创作上的某种逆转?如果是这样,背景淡化了的女子自我世界,在他整个创作中,为何仅是这五个短篇?这是不是茅盾创作上某种迷途的表现?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五个短篇反映的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为什么会有那么深刻的时代的代表性和批判性?对于这个问题,评论者的意见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有较大出入的:有的根据作者自己的“恋爱外衣”说,发掘其中的“政治寓意”——“历史事件的实录”,归纳到“表现革命时代里的社     

人格、猴气与理论观念变化

近来有些现象,不免教人慨叹:做人难,做文章也难。什么现象?就看到的,或有两个:一是遭遇“猴气”,另一是给“一以贯之”观念罩上。如果片面理解“一以贯之”,那么它与“猴气”极易“合二而—”了。 所谓片面理解“一以贯之”,举例说,如讲“始终如一”:在做人上,强调“我原来这样,现在也怎样”;在理论研究上,坚持二十年前与其后观点不变,至于实践验证如何可以不管,等等。由此再来标榜是种人格高尚境界,而不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不必吸取发展着的新生活内容,那么这     

李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

李贺在文学史上是极具创作个性的诗人。他的诗以其独特的构思、奇异的想象和绚丽的词藻 ,彪炳诗坛 ,为世人所瞩目。李贺为什么能够创作出如此别具一格的诗篇呢 ?质言之 ,因为诗人有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 ,他提出了“笔补造化天无功”的命题 ,强调“人工”胜“天功”,旨在追求一种艺术美     

爱情与扩张--浅析尼采的"权力意志"

爱情观是尼采精神世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爱情的沉重打击后,在痛苦和孤独中尼采孕育了生命的自我扩张,即“权力意志”。爱情的失败成为他“权力意志”提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权力意志”是什么?在其当中是怎样反映他的认识论、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一思想对后世有何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的分析。     

把杯子放下

在一次关于生活艺术的演讲中,教授拿起一个装着水的杯子,问在座的听众:“猜猜看,这个杯子有多重?”“50克”、“100克”、“125克”……大家纷纷回答。“我也不知有多重,但可以肯定人拿着它一点都不会觉得累。”教授说,“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我这样拿着几分钟,结果会怎样?”“     

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诗人吗?

三十三年前,闻一多的老朋友朱自清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一文中,对闻一多的一生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从"唯美主义"到"爱国主义"——闻一多诗歌创作风格转变论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史上“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民主战士。纵观其诗歌创作的历程我们发现,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着嬗变。作为学者,他坚守着“唯美主义”的创作立场,但最终,他成了一名不屈的战士,其创作立场转向了“爱国主义”。我们从他的转变中感受到了一个诗人所经历的心灵的超越,感受到了他带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震撼     

“更加莎土比亚化”与“席勒式”辨析

这几年来,有关“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研究论著及高校教材的注释,日益多了起来.但是,什么是“莎士比亚化”?为什么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还要求拉萨尔“更加莎士比亚化”?这一创作主张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席勒式”的缺点,到底应该怎样解释?为什么马克思要把拉萨尔在历史剧创作上的最大缺点和他外交路线上的错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仍有认真研究、准确阐释和展开讨论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