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变迁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变迁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蕴含着成本、收益及风险等相关的经济行为,是基层治理各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文以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为视角,从制度需求、供给及路径依赖出发,探讨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发展演变,以期在中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实现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结构

本文深入探讨了浙江省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效率来源和创新动力结构的演进；解释了以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所构成的诺思、科斯和斯密动力的作用机制；并揭示了这三大制度创新动力持续作用的变迁趋向，以及第四大创新动力——“熊彼特动力”形成的制度根源。     

印度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创新——一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探讨

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实质上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建立在自然资源禀赋、技术、制度、环境等因素基础上的路径依赖已经将印度锁定在“逆工业化”这条路径上。要想破除锁定，实现产业升级，就必须分析印度产业结构中产生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比如报酬递增、利益集团、初设成本、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思想观念等，实现路径创新，增加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的。这一思路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也具有启示作用。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制度变迁的特点

改革开发以来的20年 ,是浙江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 ,概括浙江制度变迁已经取得的进展 ,其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在制度创新需求与实际制度供给均衡点的区间选择产权制度的安排 ;(二)制度变迁是在创新成本最小的地方开始突破和实施 ;(三)以混合型的制度变迁路径为模式特征 ;(四)制度变迁围绕塑造新的市场主体展开 ;(五)以诱致性创新为主动力的创新动力结构。     

私人作坊、股份合作与现代企业集团--正泰企业集团制度变迁的启示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本文以正泰集团的制度变迁为例,指出从私人作坊--股份合作--现代企业集团公司的演进路径决定其对家族制的依赖,进而分析了家族化管理模式的弊端,并从建立开放的多元化产权结构、健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培育职业经理人、实施品牌战略等角度探讨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演进的路径.     

嵌入过程中的主体与结构：对政企关系变迁的社会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政企关系的变迁主要受到政府追求主导目标实现的内在动力驱动以及主体嵌入之中的结构环境约束。正是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政企关系的演变机制可以从政府为实现主导目标和适应结构环境而做出的各项制度安排来加以理解。由于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加之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影响，政企关系的发展变迁在微观层面取决于政府与企业具体、持续的互动。从而，只有在梳理中国政企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关系变迁的结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才能理解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变动逻辑，进而总结和提炼出某些具有经验性的成份。     

制度变迁视阈下“珠三角”发展模式的演进及启示

制度是人们相互交往的规则,它规定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范围和方式.制度变迁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进的关键,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这种路径依赖既可能使区域经济沿着正确的路径发展下去,形成良性循环,也可能将区域经济锁定在低效率状态中,陷入恶性循环.“珠三角”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经历了制度的巨大变迁,同时也显示出明显的双重效应,其成绩与代价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实体性党纪法规的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使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及其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情境等基石概念，能有效从中观层面、动态视角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实体性党纪法规基本脉络和演变动力。1997年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和2015年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两个关键节点，将历史阶段划分为单行党纪法规文件期、侧重经济纪律期和政治纪律统领“六大纪律”期。实体性党纪法规的路径依赖表现为：保持“先进党”的价值取向，以专门的党内法规或者党内规范性文件文本作为纪律载体，在体例上根据实践需要形成两种模式。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为主线下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共同构成实体性党纪法规变迁的制度环境，纪律建设理念、反腐败观念和对纪法关系的认知共同构成观念层面的能动性因素。     

回报递增、体制锁定与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尽管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倡导和鼓励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但其实际推进依旧缓慢,这一现象着实令人费解.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该矛盾现象是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结果.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的路径依赖通过两种具体机制而实现:一方面,由于"回报递增"机制的作用,庞大的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对于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使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由于"体制锁定"原理的存在,处在"双重弱势"的制度地位的专业社会工作既难以满足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需求,也难以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结构——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

本文深入探讨了浙江省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效率来源和创新动力结构的演进 ;解释了以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所构成的诺思、科斯和斯密动力的作用机制 ;并揭示了这三大制度创新动力持续作用的变迁趋向 ,以及第四大创新动力———“熊彼特动力”形成的制度根源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医疗

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辉煌、转轨时期的低效与新世纪的快速发展。制度安排和其嵌入的制度环境是否耦合、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是否均衡、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建议适度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蓝本,改善外部制度环境,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责任,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走出路径依赖,走向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推进广东产业升级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需求

制度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和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具有规模经济功能,这构成了产业升级三方面的制度需求.经验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产业升级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通过剖析广东产业升级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和路径依赖问题,本文发现行政垄断是当前产业升级的主要制度障碍.因此,要全面推进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从破除行政垄断入手.     

乡镇财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的后果,使乡镇财政逐渐陷入困境,其具体表现是乡镇财政缺口巨大,结构扭曲,资源效率低下,债务日渐沉重。其成因是分税制是形成这种财政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制度性根源,乡镇政府既得利益的刚性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中央或上级政府与乡镇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预期契合加剧了这种路径依赖。破解这种财政制度变迁的“镇定”状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取消乡级财政建立县乡一体的、由县级财政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同时要统一财权和事权以寻求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路径。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制度原因剖析

与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不同,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缓慢低下的增长速度。本文从制度角度揭示了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笔者结合印度制度环境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现长期的混合经济和民主体制形成的僵化体制增加了印度制度变迁的难度。劳动力市场保护和许可证等一系列管制构成制造业把握开放机会的制度障碍,造成外资和贸易的不旺,进而无法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评析

诺斯的观点有价值之处在于:把制度变迁同经济发展绩效直接连在一起,并指出了两者的正向因果关系;提出了经济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与闭锁;指出了政府或国家在经济变迁中的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指明制度变迁理论新的发展方向,即共享心智模型,只有形成共有信念的制度沉淀下来以后,才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如果制度不能作为共有信念,就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个新的共享心智的模型就把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都统一起来。     

制度与社会发展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社会秩序成了“瓶颈需求”,因此,制度作为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之一,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尤其重要。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制度是社会结构存在和变迁的重要条件,技术和文化在社会结构存在和变迁中的作用,最终要借助于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制度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机制,在社会发展中,任何重要的社会发展理想(目标)或理念,只有得到制度上的体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路径;制度又是社会发展的整合机制,制度可以保障社会合力的形成以及社会合作的实现。     

An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s Illustrated by the Non-public Economy

本文通过引进历史逻辑起点、生产率竞赛、制度互补等关键概念,对中国民功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演进论解释。本文认为,在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会决定其民背经济政策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形成对未来的预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会共同塑造某个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其结果,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分岔的状态。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