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

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要素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理念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过程等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迎来光明前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理念，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一定的困境：传统既定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张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二元差距加大数字鸿沟、数字利维坦潜含技术异化风险等。为此，必须从培育数字型现代治理人才、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多方协作共治模式、推动数字建设回归服务本位等方面，清除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掣肘因素，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顶层设计：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

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遵循顶层设计的实现逻辑。在顶层设计牵引驱动下,作为实践导向的乡村治理目标不断调适跃迁,从农业现代化迈向三农现代化,指向实现乡村全面现代化,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行动载体的乡村治理主体持续协同增能,从政社分开迈向协同共治,逐渐形成乡村治理合力,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增强了内生动力;作为作用对象的乡村治理客体逐步变化调整,从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迈向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解决乡村社会各类问题,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锚定了攻坚任务;作为转化工具的乡村治理方式渐近优化改进,从探索自治迈向多治融合,从而更好回应治理实践需要,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提供了科学方法。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幸福村落"建设: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体系创新的秭归实践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在乡村社会特征已发生变化的现实基础下,现行乡村治理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当下乡村治理困境,因此亟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以期形成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需要,湖北省秭归县实施"幸福村落"建设,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在"幸福村落"建设的实践中,共识导向、参与、责任性、透明性与法治五个善治的基本要素得到突出体现,构成"幸福村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而五个善治要素得以实现与治理单元下沉、自治形式创新密不可分。"幸福村落"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若干构想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举措。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本上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建立合作型乡村治理模式,改变乡村治理的体制性障碍。首先应完善村民自治,实行"乡政自治",然后应抓住有利时机,实行"乡村自治"。     

中国乡村善治中的智库建设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成效显著,学术研究亦可谓硕果累累。但对于乡村智库建设与研究却重视不够。故而,乡村善治亟需获得智库支撑,乡村智库虽然不能与国家智库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也有不少创新模式、成功经验值得梳理和总结,尤其不能忽略其间的草根智慧。如何以更高标准、更长远的发展眼光,为乡村善治安装智慧大脑,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这是今后应该着重思考的重要问题。     

资源赋能视域下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嵌入乡村场域并赋能乡村振兴的必然产物,各类村级组织理应成为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但现实中,由权威弱化、功能异化、地位虚化带来的村级组织能力缺失严重掣肘了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资源对村级组织数字治理实践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其中国家资源以支持性赋能方式形塑村级组织政治统合能力,市场资源以发展性赋能方式强化村级组织持续创新能力,乡村资源以自主性赋能方式聚合村级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因此,要吸纳政策、精英、制度等国家资源来增进村级组织数字治理能力,引入资本、技术、人才等市场资源来对村级组织进行有效数字化赋能,整合利益、文化、价值等乡村资源来激发村级组织内源性数字能力,共同生成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动力。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衰败现象分析 ——基于Q自然村落的思考

在城镇化转型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呈现出日益衰败景观。乡村衰败表现为乡村人口问题、村落内聚涣散、乡村建设规划缺失、乡村社会治理危机等四大乡村社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各种权益的保障问题。乡村衰败并非城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而是城市中心主义下的系统性城乡隔离的社会治理制度的产物。把消除农民的社会歧视与保障农民各项权益作为振兴乡村社会的发力点,是实现传统乡村社会升级转型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性乡村社会的关键。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简

本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说明了从传统的、维稳取向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合理性;从社会工作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治理的逻辑结构：理念上的源头治理-主体上的系统治理-机制上的综合治理和原则上的依法治理,据此指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层面;总结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服务性特点,并将社会工作参与治理概括为基础-服务型治理;认为社会治理创新首先是政府理念的创新,社会工作群体则应该通过有效服务和政策倡导来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促进社会治理和善治。     

数据赋能与多元共治：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大数据应用则是加强和创新乡村多元共治的必然要求。综合数字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数据赋能-多元共治”的分析框架,提出大数据应用能够驱动乡村多元共治从各自为战转向流程再造、从分散治理转向协同治理、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数据,具有高效化、协同化以及精准化的鲜明导向。目前,从大数据应用驱动乡村多元共治过程的“前-中-后”来看,其保障支撑需要强化、统筹协调需要深化、监管规制需要细化。有必要进一步夯实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基础保障的“支点”,打通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集成平台的“堵点”,聚焦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安全监管的“难点”,从而通过多方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变迁、主线及方向

乡村治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村社合一"阶段"、政社合一"阶段"、乡政村治"阶段"、三治结合"阶段。70年的乡村治理变迁历程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由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二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三是乡村治理的模式——由"管治"到"三治结合"的转变,四是国家与乡村的治理关系——由"汲取"到"给予"的转变。同时,有五条鲜明主线贯穿整个变迁历程: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统领、以平衡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内容、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需要、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旨归。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需要紧扣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治理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转型期乡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创新模式与优化路径

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性结果,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也为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基层自治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具有现实的必要和发展的必然。     

论社会治理对社会管理的扬弃:一个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兼容性,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社会治理在主体、模式、目标、过程等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管理的否定之否定。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演变是逻辑的必然;但这种演变尚存在许多困境,当前主要应该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两个层面入手。     

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2021年百年巨变与乡村振兴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2021年5月,百年巨变与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论坛以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有效实施为研讨主题,探究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与行动实施的相关路径.会议重点关注基层治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重点与主题,内生发展的资本、自主性与逻辑,传统与变迁的体系、机制与创新,基层治理中的督促、能力与技术,事在"人"为的角色、激励与流动,本土性与本土化的理论、实践与反思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些议题大量涉及社会工作与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在全国大力推动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的大背景下,本次研讨成果有助于社会工作者思考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视角下地方高校"助农+"新模式的实践探索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当下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通过地方高校助力农业,让教育、科技、消费、企业、电商等在学校的主导下从多个维度与农业进行了深度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助农+"模式.此举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第三产业,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乡村科技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