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     

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资源输入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探讨下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逻辑,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发现,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这种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可以用"分利秩序"这一概念来概括。分利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它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自我稳固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这种结构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吞噬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在资源汲取与输入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由农村社会的组织程度决定的,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资源输入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办法。     

乡村技术治理的实践过程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在社会变革、信息技术普及、国家治理转型和乡村治理转型等因素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中技术治理逐渐兴起，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治理效能，不断重塑乡村治理样态。技术治理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方式，其本质追求是善治。然而，实践中技术治理的政绩化、监督化和科层化倾向导致了技术系统的泛化和“技术控制”的强化，使得乡村治理被技术系统困住。技术治理与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偏离了善治的本质。对此，应当积极引导乡村技术治理回归治理属性，把以人为本、解放乡村干部、适配基层社会、回归善治本质作为目的和归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技术治理的加持，而只有将技术治理置于善治的考量和目标约束之下，才有利于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     

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变迁、主线及方向

乡村治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村社合一"阶段"、政社合一"阶段"、乡政村治"阶段"、三治结合"阶段。70年的乡村治理变迁历程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由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二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三是乡村治理的模式——由"管治"到"三治结合"的转变,四是国家与乡村的治理关系——由"汲取"到"给予"的转变。同时,有五条鲜明主线贯穿整个变迁历程: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统领、以平衡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内容、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需要、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旨归。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需要紧扣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治理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镇治理的利益分析

农村基层官员和农民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权力总是向它的来源之处负责,若要官员对民众负责,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其权力基础更多地根置于民众之中。把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范围扩大到乡镇一级,有望创造一种把农民与基层官员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机制。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自治的实践已经说明,相对公民的文化传统和素质而言,社会自治和人们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人们在理性的公共生活中能够很快地适应现实的新竞争规则。在有关“三农”问题的各种思路中,以乡镇自治最具长远眼光。     

边界冲突视域中的农民内部征地冲突及其治理

地权变革造成了农民内部各群体之间土地权益边界的模糊化,导致征地过程中农民各群体不仅围绕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冲突频发,而且围绕参与权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在规则多元和非正式治理盛行的乡村场域,农民内部的征地冲突既容易因是非不清而变成无法化解的死结,又容易因博弈的灰色化而陷入恶人得势的恶性循环,从而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因此,通过加强土地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清晰界定农民内部各群体实体性和程序性土地权利,构建畅通便捷的冲突化解机制,是治理农民内部征地冲突的迫切要求。     

生态法益保护与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

我国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一种关系性、整全性的法益。在理解生态法益时，应当着眼于生态利益与生活利益的融合，个体权益与集体权益的重构，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合。在法益形态的认识上，重心不能全然放在个体利益抑或集体利益角度，而应该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构，建立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多元入罪根据。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与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调整、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等结构性因素转型紧密关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持续传导新发展战略的价值理念，健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规范及行政监管机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程度，并调动充分的市场调节资源等实现多元治理。     

“混合地权”的制度分析及其实践逻辑——基于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混合地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借用制度分析方法指出,混合地权的制度系统包括财产权利、公共治理、社会关系和观念习俗等四个维度,它们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对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规则对混合地权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共同决定了农地产权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使得地权实施呈现出不确定性规则的内在逻辑,陷入多重均衡和交易成本高的困境,且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个案研究还发现,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承包经营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治理机制,构建起一种平衡多方利益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该理论为解决当下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解传统治理模式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村务腐败、农民上访治理之策:规范村委选举——基于J省40个村的调查分析

村务腐败是困扰乡村的治理性难题。基于J省40村研究发现,当前村务腐败比较普遍,类型主要为"巧立名目型"腐败、"政策投机型"腐败等。村务腐败与村级权力过于集中、村务管理制度长期得不到落实有关,深层次地与村委会选举的不规范相连。村务腐败不仅阻碍乡村的良性治理,而且还会引发农民上访,进而动摇乡村社会稳定基础,造成合法性资源的流失。治理村务腐败基础性工作在于规范村委会选举,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乡村关系。     

顶层设计：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

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遵循顶层设计的实现逻辑。在顶层设计牵引驱动下，作为实践导向的乡村治理目标不断调适跃迁，从农业现代化迈向三农现代化，指向实现乡村全面现代化，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行动载体的乡村治理主体持续协同增能，从政社分开迈向协同共治，逐渐形成乡村治理合力，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增强了内生动力；作为作用对象的乡村治理客体逐步变化调整，从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迈向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解决乡村社会各类问题，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锚定了攻坚任务；作为转化工具的乡村治理方式渐近优化改进，从探索自治迈向多治融合，从而更好回应治理实践需要，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提供了科学方法。     

公共治理结构:变迁方向与动力——社会治理结构的历史路向探析

社会治理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四类:统治型结构、授权型结构、管理型结构、共治型结构。共治型结构作为社会治理结构演进的最后和最高阶段,体现着共和主义的价值理念。公民争取公共治理权利的斗争,构成了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推动着社会治理结构从统治型向共治型发展。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应该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结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结构是其理性选择。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

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要素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理念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过程等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迎来光明前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理念，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一定的困境：传统既定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张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二元差距加大数字鸿沟、数字利维坦潜含技术异化风险等。为此，必须从培育数字型现代治理人才、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多方协作共治模式、推动数字建设回归服务本位等方面，清除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掣肘因素，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村社统筹合作社的嵌入过程、社区基础与治理机制

当前多数农民合作社与农户生产经营关联度较低,其根源在于没有突破土地细碎化格局、社会化服务壁垒与农户分化结构等关键要素的桎梏.但田野研究发现,村社组织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与结构嵌入的方式治理合作社,依托土地集体所有制、合作社集体经济属性以及村庄层面公共规则,能激活集体治权,回应农户差异化经营需求与村庄产业转型要求,实现组织统筹和分散经营的双重治理机制.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村社统筹合作社,其功能意义在于保障农户生产的结构性环境;达成三产融合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解决资源落地的"最后一百米"困境.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个案

现代公共危机已从“独立型”转向“系统型”,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显示出了适应性不足的困境,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在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跨部门合作能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审视了“东日本大地震”中跨部门合作的“得”与“失”,力图解答跨部门合作存在的内在困境,并通过案例分析,从文化、领导、组织、资源和实践五个方面总结了跨部门合作机制完善的路径。     

以多元治理主体为视角的乡村治理研究创新——《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研究》述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乡村作为基层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历来都是国家政治活动展演与嬗变的重要场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治理"理念逐渐被我国学者所接受,"乡村治理"成为继"村民自治"之后又一重要的分析概念,极大地丰富并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