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教育协同发展的模式选择

“协同发展”是老年教育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建设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以教育资源为切入的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教育协同发展考察表明：大湾区11个城市老年教育协同发展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离区域间老年教育的高水平协同还有距离，离区域内的老年教育的资源要素协同还有差距。采用“培育增长极模式”和“网格推进模式”,同步对区域老年教育增量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对存量资源进行重新调整，是大湾区老年教育协同发展的可选模式。在具体的推进实施中，应将“理念协同”作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教育协同发展的基本导向，将“资源协同”作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教育协同发展的根本路径，将“湾区老年开放大学创建”作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教育协同发展的核心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规则衔接的法治理念及其实践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区域之一,中央政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全方位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与金融开放创新,同时又在大湾区构建横琴、前海、南沙三个战略性合作平台,为金融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强有力支点。然而,“一国两制三法域”特殊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要素流动机制、金融市场服务规则、金融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差异,迟滞了大湾区金融市场衔接进度。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规则衔接法治理念是“一国两制”的丰富实践,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整体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引擎。该法治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国际一流湾区为目标,承担大湾区互联互通且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艰巨使命,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此,应重视顶层制度理念设计、开拓深层金融开放机制、促进跨境贸易与投融资、建设可联通金融基础设施、破除金融数据流通壁垒,方能顺利实践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规则衔接法治理念。     

基于空间联系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关系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整合与协同发展,各城市之间如何打破机制体制障碍,形成更加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关系,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本文从区域空间关联的角度,运用城市流模型和欧式距离法分别从产业协作和要素流动维度分析湾区的空间经济联系,以分析湾区经济发展的平衡、协同与联系。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作性不高,空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且各城市间的城市流强度差距悬殊,城市发展较不平衡。此外,湾区要素流动及匹配效率不高,整体上呈较强的竞争型区域空间关系,城市间发展协同性不强。基于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平衡、协同发展,使其形成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合理、经济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联合体。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探索“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积极促进互补型城市间的高效合作,并发挥其示范作用,以及通过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推动地区间构建互补合作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与动力支撑点,承载着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战略功能;同时,也是国家借助港澳国际窗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探索,是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枢纽、构建"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平台的重要区域支点;此外,也是构建港澳经济长远发展动力,成功实践"一国两制"、达致港澳长远繁荣稳定和凝聚港澳向心力的重要措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合作基础,但要达致建设目标与战略价值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内,按照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实现要素便捷流通、资源高效配置和产业协同效应,这涉及到如何突破跨境行政壁垒和体制束缚,也面临着如何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协同有序发展,如何完善营商环境对标国际一流吸引国际高端资源集聚湾区,如何消弭经济融合对多元主体的不同影响,都对三地政府跨境治理带来很大挑战,是中国探索参与全球治理的"试验田"。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因循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的特点和水污染治理的不足之处,不难发现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沟通为基础,谋求技术规范、执法和监测等层面的协作,形成系统的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体系。完备的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立足于大湾区水污染状况,要求加强政府行政协作能力与建立政府间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完善水污染治理法律制度体系与区域环境信息法律机制,实现湾区绿色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与市场一体化建设

“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处于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域、三种货币的独特制度环境,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在粤港澳三地呈现非对称流动特征。港澳市场上的非原产地商品进入内地受到关税限制,内地人员进入港澳相对受到更严格的出入境管控,港澳资金进出内地受限,内地更为强调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进一步厘清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理解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底层成因,辩证看待非对称要素流动与一体化的关系,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可从提高要素密度、缩短流动距离、减少市场分割和促进机制联动四个方面,促使要素更为便捷地流动,为构建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经验借鉴。     

略论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其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上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因此,应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以岭南文化为依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切入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及目标认同,从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文化引领、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精神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研究

科技创新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内涵的归纳，基于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五个维度，即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创新资源的集聚和配置、创新平台的搭建、创新网络联结的强化和创新环境的改善。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基础扎实，创新主体合作活跃度和紧密度日益增强，本地国际创新型企业勇担创新主力，科技创新载体与创新人才持续壮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完善，但同时也面临原始创新不足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科技创新发展均衡性与跨区域统筹协调性不足、人才结构矛盾凸显与创新平台能级偏低等困境。基于此，需要多主体协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构建科技企业良好成长环境，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推进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建设。积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复域-数字”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地方感建构的路径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形态存在已久，但其概念于2017年才被正式提出，人们能否形成有关大湾区的认同与依恋至关重要。聚焦大湾区的人地关系，基于混合研究方法对广州的港澳籍大学生展开调研，发现港澳生已经初步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感。通过构建地方感的“数字-复域”的双重促进机制可进一步深入探讨数字媒介连接的人地关系，也可在实践层面有效提升大湾区地方感的促进效应，帮助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由虚入实，促进湾区内的人地连接。     

我国金融开放政策效应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枢纽，表现为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金融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主导性要素。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将是以金融网络化、货币一体化、金融服务现代化和金融风险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全球化。中国积极进行金融领域改革和开放，放松资本管制，以融入全球化浪潮。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融合：现实需要、发展基础和优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发展与中国动力嫁接的支点,是带动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增长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融合面临三重挑战:"一国两制"背景下区域社会治理差异、文化旅游资源与文化旅游经济发展错位、文化价值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融合路径的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从治理机制、数据平台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完善多层次产业协同治理;推动文化旅游与生态、技术等要素深度融合,宽领域发展文化旅游新业态;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全方位参与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加快文化旅游职业教育、前沿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港澳青年交往活络化。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边疆高质量发展基石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共建“一带一路”实施以来，以互联互通为基本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美契合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提高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使得边疆地区联通内外的枢纽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为确保边疆地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不落伍、不掉队，共建“一带一路”下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应以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产业升级基础和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要举措构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进而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发展湾区经济的制度-文化供给

我国三大湾区与世界一流湾区都曾经出现外力推动下的制度变迁和两次不同的移民文化融合。当前我国发展湾区经济已经具备一定的制度-文化基础，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在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移民文化成熟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市场经济制度供给通过“交易成本-超额利润-要素集聚”的路径影响湾区经济发展水平，而移民文化通过“企业家精神和包容性-创新能力-技术进步”的路径影响湾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效的制度-文化供给与湾区经济本身的禀赋优势形成叠加效应，从而在湾区经济发展中起引擎作用。我国实施“大湾区经济发展战略”应着力打造城市集群，加快湾区制度-文化供给，促进自贸区与湾区共生共振，形成“自由贸易港+湾区”的高级经济形态，培育高度开放、深度包容、具有更高成熟度的湾区移民文化，提升湾区“软实力”,集聚全球精英，进而形成湾区经济引领的新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格局。     

经济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经济流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力的接收状况,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增长极,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呈现"分殊性"的区域空间结构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于三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交通运输量、信息强度四方面影响经济流的发展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亟须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熟的发展经验,在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聚集创新资源要素、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构建交通网络体系、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注入新鲜活力,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向更加均衡、更高质量水平迈进.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至高级阶段的产业关联表现形态。对单一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集聚对区域创新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试图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作用。研究选取了粤港澳大湾区2003—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多空间尺度运用EG修正指数和DCL指数测度了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邻近地区创新的溢出效应,以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益的思路。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存在产业协同集聚现象,但水平仍然较低;(2)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度高于大湾区,其中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最高;(3)都市圈尺度下的比较发现,广州和深圳两大都市圈的产业协同集聚度居于大湾区领先水平;(4)港澳生产性服务业与珠三角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低于珠三角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显示出生产要素未能高效便捷流动导致港澳近年来与珠三角制造业的经济关联度不及珠三角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5)粤港澳大湾区尺度下的协同集聚度与区域创新水平均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珠三角地区尺度下两个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对珠三角...     

海外英文媒体对粤港澳大湾区形象的话语建构——基于NOW语料库索引行的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自筹划建设以来,一直广受海外媒体关注。本研究运用语料库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Lancs Box软件观察在NOW语料库中检索得到的有关大湾区报道索引行中的高频搭配词,并选取各区域高度关注大湾区的网络媒体发布的相关报道,分析其报道内容和态度,探究海外英文媒体建构的大湾区形象。结果显示,海外英文媒体的报道主要聚焦于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广阔前景,建构了一个充满发展机遇的大湾区形象。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理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它既关系到我国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之后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具体道路以及相关的法治保障问题。法治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今后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     

第三方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跨区域协作治理研究——以Y青年总会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跨境区域和跨制度合作区,面临不同区域、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磨合以及多核心城市协调等社会治理难题。基于该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及公共领域合作的困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需要建立起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本文以协作治理为理论视角,将Y青年总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着重从领导体制、协作机制以及会务活动三方面对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实践进行考察。研究表明,Y青年总会在参与大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凝聚、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粤港澳三地交流与融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港澳青年国家意识以及维护区域稳定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金融集聚通过制度和市场两个层面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推动效应和逆向挤出效应。利用粤港澳大湾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设计不同权重组合的金融集聚测算方法,采用分位数回归、门槛模型和分组检验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于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存在区间差异,金融集聚以非线性方式影响技术创新;以金融业从业人员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金融集聚只在中高分位点上才能显著拉动技术创新,以金融业增加值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在各分位点都比较显著;金融集聚较低城市组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显著,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效应存在边际递减趋势。建议保持适度金融集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金融要素结构合理、相对均衡;疏通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溢出路径,提升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加快引进和培养高端金融人才,提高金融产出效率。     

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网络结构及经济效应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5—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网络结构及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发现: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空间网络分布特征,港深穗的“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省会”组合是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联系的核心力量;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网络联系对各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联系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强化作用,而人力资本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限制和分布不均衡导致相应的调节作用尚不明显。相比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空间网络联系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建议构建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合作与联动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