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殷墟花东H3卜辞主人“子”研究》

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有重大甲骨发现，这就是编号H3的一个甲骨窖藏坑，集中出土了甲骨1583版，其中有刻辞的689版，而且大版和较完整的卜甲不在少数。如此之多的甲骨集中出土，是继1936年YH127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而花园庄东地H3所出卜辞，是目前发现内容最重要、数量最大的“非王卜辞”。特别是此坑甲骨材料单纯、完整，     

商代的四风与四时

殷墟甲骨中的四方风名,系统见于刘体智旧藏的《京津》520胛骨刻辞及YH127坑所出卜甲《殷墟文字缀合》261。首先研究这个课题的是胡厚宣同志,他在一九四一年撰写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随后丁声树、杨树达等不少学者有所论述。YH127坑该版卜甲到五十年代基本缀合复原,在一九五六年胡厚宣同志又发表了《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一文,所论更为详尽。此后,又有一些国内外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     

科学发掘甲骨文的最新成果——评《小屯南地甲骨》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小屯南地发现了卜骨、卜甲7150片:其中卜骨7040片(内有刻辞的4761片),卜甲110片(内有刻辞的60余片),是建国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批。这批甲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内容丰富,包括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为商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更为重要的是,这批甲骨有可靠的出土地层依据,并常与陶器共存,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极有价值。正因为如此,小屯南地甲骨引起中、外学者的瞩目,亟盼早日公布,以推动甲骨学和商史的研究。     

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

(一)周原甲骨文出现的意义周原一带是早周文化的发祥地,1976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先周甲组宫殿基址。在这个基址内,又于1977年夏出土了一大批甲骨,估计约有一万七千多片,绝大部分是龟甲。据初步整理发现刻有文字的卜甲一百九十多片,文字数达五六百字。从刻辞所透露的年代和碳14的测定,都可以说明这些遗物产生约在商、周之际。所以,这批甲骨的时代基本上是明     

周原甲骨文

在五倍显微镜下,针尖似的字迹变得有米粒大。在一平方厘米的卜甲上,次序井然地契刻了三十一个字。“奇迹！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这种赞叹声发自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的一百多位学者之中,他们为考释周代甲骨文,于今年八月三十日来到周原。 周原位于陕西关中西部岐山、扶风两县之间,东西、南北各宽约七、五公里,乃周都岐邑故地。即周王朝的发祥地。一九七七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整理出甲骨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多片,带字卜甲三百多片,计六百多字。三十一字是其中契刻文字最多的一片十甲。显然,这是继殷墟商代甲骨之后,古文字史和商周史考古发掘上又一重大发现。     

陶寺遗址出土“家有”骨刻辞的意义

陶寺遗址IIM26出土的骨刻辞不是"辰"字,这件骨礼器上的刻辞是"家右(有)"二字。这件骨制器物与骨耜形制不符,可能是骨仿制的玉圭或玉笏等礼器。骨刻辞"家有"即是"邦家"、"家国"能大有之意。出土陶扁壶朱书"文尧"所指与《尚书·尧典》内容不谋而合。这件骨刻辞的发现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朱书文字不再是孤证,对于中国汉字的起源和使用有重要意义,对于夏的国家形成、国家概念、政治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使中国古史的传说年代成为信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YH251、330同文卜辞再检讨

ＹＨ２５１、３３０的同文卜辞约占两坑卜甲的五分之二，其中同时同事同兆序的同文卜辞最值得注意。形成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是各个卜官各行其事，最后交由刻工契刻，与几个卜官相对应的刻手只有一个。通过契者可以系联同时代的许多卜辞，契者应是卜辞分期的一大管键     

殷墟甲骨刻辞句法研究

殷墟甲骨刻辞发现于1899年。30多年后,学者们开始注意于刻辞的语法研究,胡光炜《甲骨文例》的问世,标志着这一研究的开端。全国解放后,有更多的学者潜心研究此道,创获甚丰。如管燮初著《殷墟甲骨刻辞语法研究》,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有“文法”章,吴浩坤、潘悠著《中国甲骨学史》和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都有专门章节论列刻辞语法,等等。但是,总地说来,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所出成果也未能尽惬人意。笔者近年来从事汉语古文字的教学工作,有关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问题每多涉及。词法     

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一)

甲骨文是我国现在所见到的最古的成系统的文字。用它书写的殷商甲骨刻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面文献。是成体系的上古汉语的记录。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和殷商刻辞,对探讨古汉字和古汉语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有益的。 为了能够全面而又深入地从总体上以及从各个部分认识甲骨文和殷商刻辞的一般状况和特异之处,有必要先将各个方面作为一种成体系的现象加以探索、观察、比较,进行一些必要的归纳、总结。甲骨文动词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甲骨刻辞词性标注语料库系统设计与实现

使用计算机辅助甲骨学研究,建设甲骨刻辞词性标注语料库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现在还没有现成的甲骨刻辞词性标注语料库,因此,有必要设计和实现甲骨刻辞词性标注语料库系统。这个标注系统结合人工标注、机器标注和人工审核,循环作业,快速、高效地建设甲骨刻辞语料库。     

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

本文首次尝试探讨了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问题。探讨分三个层面 :一是以带“伐”、“舞”、“奏”、“文”等字的辞条为例 ,考察了商朝人重视文化建设的浓厚尚文意识 ;二是通过考辨刻辞中孕育和记录的“占”、“谱”、“册”、“祝”、“诰”等古代文体雏形 ,体认了商朝人已初具朦胧的文体意识 ;三是通过对刻辞字、句、篇的例释 ,确认了商朝人已具备较明晰的写作意识。而这三种意识都是产生文艺思想的重要因素和基础     

殷墟骨臼刻辞“示屯”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武丁时期习见关于“示屯”的骨臼刻辞。常见的辞例是“妇井示五屯,亘”(合集17491)、“乙末,妇妹示屯,争”(合集6552)、“己亥,妇庞示二屯,宾”(合集1739)、“壬申,邑示三屯,岳”(合集17567)等。约略统计,这类刻辞有500余例。这类刻辞不仅数量多,辞例大体一致,而且都刻于骨臼部位。所以,这类刻辞的含义很早就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诸家考释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合集》6482—6486成套卜辞语料系联

该套卜辞大致包含征伐下危和祛除齿患两大主题,通过4种主要辞式反映出来。一是卜问商王武丁是否联合望乘去讨伐下危方;二是卜问商王可否联手沚■讨伐下危。三是卜问可否向伯父盘庚致祭;四是卜问武丁的牙齿疾患是否能够痊愈。本套甲骨有关祛除齿患的卜辞与伐下危事件有一定关系,即商王在联合望乘征伐下危的时候一度罹患牙疾。该套甲骨反面记事刻辞与花东子卜辞里同时出现的■地,均属当时商王朝重要的农业、田猎区,受到商王室的势力保护,同时亦在花东子贵族的管辖范围。该套甲骨字形呈现不同的书写风格,非为同一刻手所刻,可能出自同门几位书家之手。     

从汉字的沿革看汉字的简化与规范化

从出土的远古时代文物考察，汉字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音义．在字形的结构上以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形声字为多，占汉字的so％以上．汉字本身有一定的结构规律及系统性．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汉字是商代刻在甲骨上和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工好占卜，凡是亲相、征代、田猎、农事等都要占卜，占卜所用的东西主要是龟腹甲，有时也用牛肩肿骨．因此，甲骨刻辞大部分是占问之辞，也有一部分是记事的。现在能认识的甲骨字有2000多…     

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

周原出土甲骨刻辞虽然字数不多,但辞例、行款却较为复杂。有学者分析了它们的字型与孔型,有学者研究了它们的文法,也有学者从辞例、命令副词开首的句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如此等等。从不同方面对周原出土甲骨刻辞进行分析,对判定它们的用途和族属是有意义的工作。     

再读胡厚宣先生《五种记事刻辞考》

甲骨刻辞的非卜辞中，有一种记载卜用甲骨的来源和有关整治、收存情况的记事刻辞，胡厚宣先生写于１９４４年的文章《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归纳研究。此后５０年，甲骨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文章的某些看法和文字的释读今天看来也有不妥之处，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对胡先生的文章进行一些补充和修正     

论甲骨刻辞文学

自十九世紀末叶甲骨刻辞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虛以来,最初如孙詒讓、罗振玉諸氏,只是把它当作古文奇字看待,从文字学的角度,与两周銘刻和秦汉篆文等加以比較,进行研究,作一些文字的考释工作。自王国維以后,始根据这些資料以探討商代的社会历史,甲骨刻辞于是便进一步成为考征商史的重要史料。接着,由于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     

《合集》32921和甲骨分期

在《殷都学刊》1998年第3期上，我非常高兴地读到尚秀妍《再读胡厚宣先生〈五种记事刻辞考〉》一文。这篇论文在论及历组卜骨的骨面刻辞，即我们说的署辞的时候，提到“历组骨面刻辞中也有单独的史官签名”，如《合集》32921的“中”①，并以之同出组、何组的类似组例子比...     

殷代甲骨刻辞中“夔方”地理释证

殷代甲骨刻辞中有“归方”,郭沬若先生以为卽后世之“夔国”,所見甚犀利。但甲骨刻辞中又有“夔方”及名“夔”之地邑出現,而且为殷人常活动之地,其必与殷虛安阳近接无疑。因此,我們对此現象碰到几个急待解决的問题: 一、甲骨刻辞中“夔”、“归”互見,是同一方国同时之二名,还是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称号?或者竟是两个彼此絕緣的方国? 二、“归国”之地望,据郭先生說在今湖北秭归县境,但甲骨刻辞中所反映“归”、“夔”与殷人活动之頻繁,似不应与殷虛远隔如此之遙,然則刻辞中‘归”、“夔”之地望是否不在湖北西部而另有所在,其地当在何处?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语》试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编)所收《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语》,校勘甚不严肃,谬误时见。有张冠李戴处,有断句不当处,有错别字,有妄增字,有遗漏,有添加、几不能读。?欲予以校正,苦无所本,抛书而叹,无可奈何。今偶得友人齐鲁书社1978年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阅,虽比不得北大图书馆所藏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原书,但此书所据底本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