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郑敏以新乐府为代表的白居易讽谕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有光辉的地位。尽管８０年代中期，学术界对此曾有过尖锐的论争，但其崇高地位却并未因此而动摇。对于白居易来说，最令笔者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他鲜明的人...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与风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那众多的诗篇中,最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作品,当推讽谕诗了,即《秦中吟》五言古体十首和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五十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讽谕诗.可见,诗人自己也是十分重视这部分作品的.     

论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兼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其契合处

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歌内容要求的最高标准即"不虚美、不隐恶"。二是诗歌运用拟人、用典、比兴等手法时要符合事实,文字简要而不可浮夸。三是诗歌追求实录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具体表现在对鲍照及乐府诗的推崇、对庾信及徐庾体的评判等方面。而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有契合之处。     

《长恨歌》主题之我见

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者提出了十几种说法。这些说法可基本上归纳为针锋相对的两类。(一)、讽谕说。认为此诗主要是讽刺或暴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李、杨的爱情。但此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白居易自己就不把它编入“讽谕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