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政治思想初探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 ,名列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中的德行科 ,以德行著称。孔门首倡“学而优则仕” ,颜渊受其影响 ,有从政的愿望 ,且有一定的政治才干。颜渊的政治思想以提倡德治为主要特点 ,并带有一定的“无为而治”的色彩。但颜渊的“无为而治”仍是儒家的而非道家的。     

继承与发扬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辨正

清儒认为 ,学问可以归为三类 :义理之学、文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 ,文章之学即文学 ,考据之学即考证古代历史文化、名物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古人治学的最高目标说 ,义理之学是一切学问的统帅 ,戴震说过 :“有义理之学 ,有文章之学 ,有考核之学。义理者 ,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 ,能文章。”〔1〕从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说 ,考据之学是义理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基础、方法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就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二人的意见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考据之学的位置和重要…     

游艺

古者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而孔子教弟子又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又曰“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则文学者乃游艺之所有事也.后世文人嘲风弄月,以华藻相高,固显违圣门“游艺”之旨.然后世之诗赋又孰非导源于圣门耶?隋唐以降.衡文艺以取士.夫岂戾乎圣旨!特浮词吟呻.识者(?)(?).香山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见《与元九书》)二言,     

情信而辞巧——孔子的语言学说

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对语言格外重视.在他列举自己门下十位高材生的专长时,就将"言语"与"德行"、"政事"、 "文学"并列,后被称为"孔门四科".孔子对语言的要求,首先是谨慎而诚实.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文学”与“文章”

出现“文学”这个词最古的文献,众所周知,是《论语》的先进篇。孔子在评价自己弟子之际,分设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部门,并列举了具有不同才能的10个弟子的名字。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文学”这个词: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乃是学问,特别是有关文献的学问之意。与今天在中国、日本普通使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巧言令色，鲜矣仁--简论孔门言语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言语”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并在“孔门四科”中专门设立“言语科”，对于“言语”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巧言令色，鲜矣仁”是孔子对待语言的方式和策略的总的纲领。对“巧言”的批判态度构成了孔门言语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对后世文学观有着深刻影响的三种言语观，分别是“讷言”、“雅言”和“辞达而已”；以“仁”的标准来要求语言修辞，以语音的雅正和语词的文饰来要求语言的表达，以“礼乐文化”来要求语言的内在意义，这样的孔门言语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哲学史”的正当性

“哲学史”的正当性陈少明否定中国有哲学史，不一定是为了贬低中国学术传统，相反，也可以出于对传统文化价值特殊性的深切体认，防止它被洋化，这两种倾向均非始于今日。传统学术中的确只有经、史、子、集，或义理、辞章、考据，以及经世的分科，而没有被称为“哲学”这...     

历代文学统系

文学为弟子子馀力所习盖亦已虽然以言夫其大实与天地并生启事理之牗户进斯人于涵泳优游之途故圣门列之四科举德行言语政事胥赖是以通其意志其体之大也如此其用之弘也又如彼孔子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言非辞不为功也文之始萌芽于羲画子游传礼。子夏传诗四科之选又明明以经属之交学之徒舍经卽不得言文断矣时代有盛革与衰兴革文体与为变迁系夫天者既徵诸人系夫人者自徵诸天交相为感交相为用而统系辨出焉处今日文连百六     

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现代中国的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其中在大学理念上存在着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一度成为一些大学办中文系的理想,同时也希望在中文系使义理(文学理论与批评)、辞章(文学创作)、考据(文学史研究)之并重或融通。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黄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浙东经世之学,融汇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以史学为中心,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其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治学特点,从而经世致用。二百余万言的巨著《明史考证》,积先生四十年之功,既是超越乾嘉的考据名作,又是一部明史研究的专门论著,更蕴含着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经世追求,必将成为永传后世的不朽经典。黄云眉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程千帆、冯其庸、卞孝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皆为先生之高足。     

一切学问皆根植于文学——饶宗颐治学经验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饶宗颐治学精神源自乾嘉之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之学密切相关。饶宗颐治学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材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路数。其治学又表现出不同于乾嘉的时代特色。     

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徐复观的解释学架构是从考据与义理之辩开始的。在他看来,考据对于研治中国思想史是尽其“史”的工作,义理是尽其“思想”的工作,二者各有所本,但相互渗透。在考据义理、汉宋学术之争中,他揭露训诂学演绎法的时代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竭力批驳清人对宋学的污蔑,张扬义理之学。但他并没有由此全盘否定考据整理史料的功用,相反以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建立了归纳法的新考据学;在他的新考据学中,实际上容纳了义理的方法。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方法都是解释的方法,解释就是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从根本上把材料的精神实质从静态、僵直的本文状态中导引出来,使其成为一流动、积极的精神生命。但是在解释和操作方法的过程中,解释主体是厕身其中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解释者的主观烙印。而如何消解解释者的主观烙印,保证解释的客观性,就成为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复观走的是追问主体解释结构的路向。 、 徐复观研治中国思想史,既重方法的运用.亦重态度的契合。在反已溯求中,他认为人格又决定着解释的态度,因此整个解释的根基乃在于人性论的“先见”和心的文化系统中。     

三国蜀汉学术考

蜀汉学术是三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蜀汉学术可以划分为六个流派 :谶纬之学 (内学 )、儒学、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史学、文辞。蜀汉一代 ,可考的学者约有三四十人之多 ,在各方面颇有建树 ,尤其在古文经学和史学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但在儒学方面 ,则因守成有余 ,创新不足 ,而不能进于中国学术的前锋。     

儒家经济学之百年探索与展望

自古以来，儒家士大夫有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考，只是未以专门学科形态呈现。十九世纪末以来，伴随着西方之力量优势，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并主导经济学思考、经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在此潮流中，仍有中国学人基于儒家义理思考和发展经济学，前有陈焕章之《孔门理财学》，后有盛洪之《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两书构成儒家经济学发展之良好起点。     

经世关怀下的晚清学术危机——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义

《管子析疑》应对的是晚清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尽管何氏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融考据辞章义理于一炉──评《初唐四杰年谱》

融考据辞章义理于一炉──评《初唐四杰年谱》王兆鹏初唐四杰，才高位下，虽声名远播，然生平事迹，多湮没不闻，以致于明代专研唐诗的胡震亨也慨叹：“四子轶事，不少概见。”（《唐音癸签》卷二十五）自有清至当代唐诗学者的相继努力，四杰事迹方渐彰显。清人姚大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