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三国蜀汉学术考

蜀汉学术是三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蜀汉学术可以划分为六个流派 :谶纬之学 (内学 )、儒学、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史学、文辞。蜀汉一代 ,可考的学者约有三四十人之多 ,在各方面颇有建树 ,尤其在古文经学和史学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但在儒学方面 ,则因守成有余 ,创新不足 ,而不能进于中国学术的前锋。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地主阶级内部崛起的一批力主抵抗、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仁人志士。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或有意无意地贬抑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抵抗派;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对林则徐、魏源、裕谦等著名抵抗派代表人物论述较多,而将地主阶级抵抗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进行整体分析者则较少。本文拟就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的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试作探析。     

古蜀文明的演进特点及其在先秦史上的地位

古蜀文明经历了起源、文形成、演变和发展四个时期,前后延续2000余年。古蜀文明曾以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凝聚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整合了四川盆地内外各个古族的政治力量,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古蜀地区经济开发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

早在夏商时代,在富饶的巴蜀大地上,就已诞生了古代文明。近年来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早商时期城址的发现,中晚商时期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的出土,正是巴蜀文明形成的几个重要表征。古代巴蜀不但曾经产生过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至少从商代起,就发展了与南亚和近东文明的关系,成为中国西南的国际文化交流枢纽。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交通史等研究;特别将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到公元前一千年代末的一千多年之间,欧亚几大主要古文明频繁的接触和往来,对于世界文明联为一体的最初萌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西南夷考释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从文化属性、民族系统和经济类型等方面把西南夷分为四大类别,其中包括七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以什数"的众多"君长",分别以一个"君长"代表一个族群,以区域中最大的君长代表区域。本文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叙顺序,综考西南夷七大区域十几个主要"君长"的族属及其分布地域等基本情况。     

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古蜀与南中诸文化的关系

在先秦、秦汉南中地区,即今四川省西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分布着氐、羌系的徙、筰都和夷、丹、犁、白狼、槃木、唐菆以及濮越系的僰、邛都等族群,这些族群多在各自的小生态中形成了组织程度高低不一的政治集团,其经济开发和文化成就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分析,古蜀王国从商代就开始向南中地区进行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这种扩张在春秋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目的在于获取南中的丰富资源,尤其是铜、锡、铅等战略资源。     

考古所见古代西南地区贵重物品的贸易传统———兼论贸易转型对汉藏茶叶贸易兴起的影响

从考古出土的贵重物品情况看,古代西南地区诸酋邦社会的上层贵族十分热衷于追逐贵重物品的消费和占有。以古蜀丝绸制品、古印度蚀花肉红石髓珠、铁制品的贸易交流情况为例,古代西南贵重物品贸易的背后是一个畅通的贸易交通体系和相对自由的贸易机制,它由古代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共同维护。这一贸易交通体系随着秦汉政权的介入,转变为官市、私市并行的贸易机制。公元七世纪开始的汉藏茶叶贸易的兴起深受贵重物品贸易传统的影响,早期茶叶是作为贵重物品从徼关以外的贸易路线中传入吐蕃为其王室和上层贵族享用。后来藏地饮茶风气流行,茶叶逐渐成为西藏和涉藏州县的大宗商品,因而开启了后来的茶马互市制度。     

“古荆为巴”说考辨

先秦时代南方的巴、虎方和荆楚,三者间相互关系及其在国名族称上是否有相通之处,过去文献多付诸阙如,颇难稽考其详。朱俊明同志在《古荆为巴说》中认为,荆楚不同族,荆应当是虎即虎方,而虎方是巴,故荆应为巴。这个问题的提出,作为一种探索无疑有益,然而于殷周问史迹却未必能够相合。殷周之际的巴、虎方和荆楚,固属“小国寡民”,作用和影响或不至于很大,但其间的关系却涉及到先秦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因而有必要对之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