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雅俗初论

雅和俗是一对内涵丰富的审美范畴。在文学批评中常常用来作评判标准之一,至今在文艺评论中也屡见不鲜。评论中往往涉及到雅俗的问题,对雅和俗的评价存在相当分歧。鉴于有些文章对雅和俗丰富内涵和外延尚缺少深入了解,对雅俗概念的使用过于轻率简单,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看法。 雅者俗之反也。刘勰说:“雅俗异势”(《定势》)。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和俗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体裁、语言、思想内容。严羽《沧浪诗话》云:“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按现代分类,句、字、韵属于语言范畴,严羽所分亦即上述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就由此探讨雅和俗的特点。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雅俗之辨,其实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即雅与俗的两分。然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行为实践,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趋势,无论是由雅趋俗,还是由俗返雅,尽管是时代风气的表征,但其最后的归趋则是经历了雅俗互动之后的雅俗兼备。     

文艺中雅与俗的价值区分及精神定位

在文艺中,雅与俗的价值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区分雅俗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雅的价值在于它实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俗的价值在于它实现的是对人的日常关怀.雅俗审美是人的精神需要,应该兼顾,不宜偏废.值得注意的是,俗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出现负面倾向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人们应该注意区分俗中的具体品位,自觉抵制文艺中低俗、庸俗、鄙俗等不良的审美元素.     

秦少游的“复雅归宗”

<正> 一、“复雅归宗”的历史渊源和当日词坛何谓“雅”?雅者,上接《诗经·二雅》而贯以《风》、《骚》。南宋末年的沈义父说:“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张炎更独标“雅正”,以为“若邻乎郑卫,则与缠令何异也”(《词源》)。由此可见,宋人心目中的“雅”,从审美情趣说,要求符合传统诗教,即“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等等。从语言风格上说,则力戒俚俗浅露。这个文人之“雅”,显然是针对民间之“俗”而言。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古代的雅俗文学关系论

“典雅”与“通俗”两种文学形式，是中外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这一现象，从而认为所谓“雅”与“俗”是互动关系，由俗到雅，由雅而俗是文学史流变规律     

中国古代文化的雅俗之争及其启示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对“雅”、“俗”这一对范畴的界分及评判标准的历史流变——儒家以“和”、以“古”、以“正”为雅,道家以清、奇、高、逸为雅,两家见解不同,但都坚执雅俗对立的二元思维,都是一种文化贵族心理;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淡化雅俗绝对对立、否定贵雅贱俗的倾向,清代花雅之争也以花部代替雅部告一段落.文章得出的结论是,雅俗是一对历史性的概念范畴,其对立是相对的,应剥落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尊重它们作为大众表达情感之手段的合理性.     

文艺雅俗之辨

伴随着文艺的平民化通俗化，文艺界对雅和俗展开了争论，雅和俗并不是衡量艺术品的标准，只是艺术家反映生活的形式，雅来自于俗，俗中含雅，彼此共生。随着人民大众主体地位的确立，人民群众的欣赏要求将日益得到社会的肯定，通俗艺术中的庸俗将得到克服。     

音乐艺术应“雅俗并存,交溶发展”

就文学意义而言,“雅”者,高雅也,“俗”者,通俗、民俗也,伴随着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雅”、“俗”之争一直持续不断.这种互相鄙薄、互不“买帐”的情况,时有所见.这倒不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或“文人相轻”,而往往是各执一端:重“雅”的自认为是在认真捍卫严肃音乐的神圣殿堂;偏“俗”的却以为自己是在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需要,各自倚持自己所长,而轻鄙对方之所短.各种现象十分有害于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和处理“雅”、“俗”之关系,以提高音乐创作、表演、欣赏和评论的水平是有益的.     

从柳永词的评价看雅俗观念的转化

俗与雅是相对的、相互包容的 ,流行之俗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典之雅。对柳永词的评价 ,在两宋、元明清和现当代差异甚大 ,其基本趋向 ,是从“俗”到“雅”。这一审美观念的转变 ,需满足两方面的条件———在创作主体方面 ,需具备可转化的要素或素质 ,在主客体诸关系之间需存在一定的距离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     

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

本文旨在提出问题与思路.中唐至北宋是文化转型期,文学与之作同构运动.许多著名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尚未作深入的系统研究.作者提出研究该文学运动的二条线索:一是在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考察文学趋向由雅入俗再转入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一是由反思转入内省的过程中,伦理入主文学,士大夫形成相应的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宋文学自立的形式.     

学者的家园 读者的心声——写在《学术月刊》创刊五十周年之际

学术,按我的理解,即做学问的艺术。做学问不仅需要知识累积,而且还需要做学问的工具和方法,正如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数学工具一样;学术是学者们使用一种共同语言或逻辑的学问,可争论,可检验,可证伪,以告诉人们——让读者读个明白,让学者学个明白;学术是一种理论思维,是科学发现的必经之路。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角度说,做学问是一种职业,意味着一种社会分工;同时,做学问要有良知,意味着拥有一种社会责任。当然,做学问的环境是重要的,它不仅影响学者的成长,从而影响学术的发展,以及科学的…     

《锁南枝》和《我侬曲》的比较研究——兼论雅、俗文学之间的情结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下3400余年,雅、俗两种文学的关系如藤缠树。雅文学的源头是俗文学。鲁迅先生因此指出,俗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所以,“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然而,文学史上也不会雅文学反作用于俗文学的例子。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情结”(Complex)。下文,试举俗文学《锁南枝》与雅文学《我侬曲》之间的“情结”为例,窥探两者之间的厮扭情况。与此同时,对这两首雅、俗诗歌作品,赋予崭新的阐释。     

黄庭坚诗词“以俗为雅”示证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黄庭坚诗词创作价值取向之一。历来学者都侧重于后者大做文章，而对前者认识片面或语焉不详，本文认为“以俗为雅”的内涵应更宽泛，包括以魏晋小说、唐宋传奇、俗语和民间歌谣等入诗入词，并作了示证、指出其得失。     

熊十力治学

熊十力说,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他曾写过一副对联赠给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可以养气。”熊氏著书,无论长篇短论,俱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即使到晚年,他对自己的著作(如《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也亲自核对校样,很少假手他人。一次,一学生见熊十力正在伏案修改《新唯识论》,或正误,或加深,或补遗,便问:“先生的《新论》早为学者所诵习,誉满中外,为什么还要修改呢?”熊氏即以《庄子》郭象注中“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     

神韵悠长与肆意洒脱:严羽袁宏道“趣”之比较

“趣”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重要美学范畴 ,严羽是诗趣之集大成者 ,而袁宏道的“夫诗以趣为主”与严羽的“兴趣”“别趣”则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宋末与晚明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影响下 ,二人有着迥异的气质、个性与思维 ,因此其“趣”也有着迥异的内涵。严羽的“趣” ,是指诗歌本身所流露出的情趣和韵味 ,他提倡“雅” ,反对“俗”。而袁宏道探寻的却是“宁今宁俗”的诙谐之趣。     

雅俗观论析

“雅与俗”是由文化积淀而成的一组价值范畴，在今天的文化建设进程中亦是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本文对“雅与俗”概念的历史演进状况作了梳理，对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了辨析。指出“雅与俗”指向两个层面，一是知识阶层文化和民俗文化，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二是高雅与低俗的对立，是正直高尚与卑下丑陋的分野。     

老舍的文学观及其小说创作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是由雅及俗,体现的是雅中之俗,那么老舍的小说则是由俗而雅,体现的是俗中之雅.老舍的这种创作道路,同他的身世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天赋的幽默感,根源于清末北京满人对小趣味、小刺激的沉醉,及其将微不足道的事物艺术化的能力.老舍的文学观中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艺术,即如何写;一是揭示,亦即是将世态人情中所存在的渺小与污浊刻画出来.老舍小说的成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所提倡的建立平民文学与白话文学主张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回应.老舍由于出身贫寒及其与北京的世俗文化、风土人情有着很深的联结,因此他的小说艺术是从"俗"上起步的,在西方小说及新文学运动的强烈影响下,他走着一条既追求平民性又追求艺术性的道路,因而形成了他在郑重与幽默之间的几次摆动:从滥用幽默,造成油腔滑调到故意禁止幽默,文字变得极其平淡无奇;再到返归幽默,却决心看住幽默,不准它将自己带了走,亦即是懂得了控制;最后又一次决定抛开幽默,正正经经地去写.这种多次的摆动所显示的,正是老舍求得俗中之雅的艰难.《离婚》和《骆驼祥子》表明了他此种追求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