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及其责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军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四个多月就占据了全东北。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山河转瞬沦陷;不抵抗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事变前张学良曾主张武力抵抗,是"力避冲突"方针导致"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和形成。     

九一八前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例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发生的两起严重的国际事件,在由两事件引起的中日交涉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对日本采取隐忍退让、力避冲突的方针。张学良之所以采取如此方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内内争未消的局面及其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张学良本人对日本和当时的国际格局的错误判断造成。这一方针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力避冲突"最终也发展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及不抵抗的原因

张学良发出的电文及谈话,确证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力避冲突,隐忍退让,不给日本以侵略口实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共识。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复杂的、多面的,既有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依赖国联的幻想,又有依靠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全国抗战;畏惧日军、保存东北军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东北军与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执行了南京政府“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没有抵抗,致使东三省很快沦于敌手。二十多万东北军和他们的统帅张学良,一夜之间成了亡省亡家的流亡者。他们手执东北父老用血汗钱购得的武器,却不能保卫东北父老,不能保卫祖国的边疆,而且把自己的祖宗庐墓妻子儿女和财产丢在东北,任敌人铁蹄的蹂躏。张学良深感丢失东北难辞其咎,遂违背南京政府的命令,下令组织了辽、吉、黑三省抗敌临时政府和支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但也无补于大局。     

诗词与抗战人士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东北。身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不战而退,长春、沈阳相继陷落。社会各界纷纷指责,张学良有苦难言。当时,报纸上曾发表过这样一首绝句：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探析——兼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毅然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他对内进行"东北新建设",增强东北的实力,以抵制日本势力的入侵;在对日外交上,他设法限制或抵制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甚至公开实施对日抵制政策,并支持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维护了国权,促进东北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日本以"中国官民共同排日"致使"满蒙危机"为借口之一,打造战争舆论,发动九一八事变。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阐明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着重分析了张学良从执行不抵抗政策到逼蒋抗日和联共抗日的爱国行为与举措;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意义。     

刘澜波对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刘澜波投身东北军中,以黄显声秘书身份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帮助黄显声镇压汉奸队伍,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制定义勇军的编委方案,收编与改组各地义勇军,同时还支持黄显声坚守锦州。他始终伴随黄显声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是他的亲信与幕僚,被誉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九·一八”事变前兴安区屯垦始末——兼论蒙旗地区之农业开发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为应对愈演愈烈的东北边疆危机,执掌全国政权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继清政府、民国北洋政府之后,继续大力推行东北移民实边政策,“裁兵救国、寓兵于农”成为移民政策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当时东北主政者的张学良积极响应这一政策,并具体实施了兴安区屯垦计划。尽管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导致兴安区屯垦被迫中止,但是该屯垦计划的实施,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对当时东北蒙旗地区的农业开发起到了促进作用。     

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学良做了三件大事: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期间八年,张学良面对日本对中国的觊觎逐步升级,其心路历程经历了一个从不合作、不抵抗到坚决抵抗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历程中张学良的息内争、御外侮的基本思想一直没有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是一种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载体并存在于一定时空内的群众性的仪式化行为。所有的纪念用的文本话语和行为方式与一定的时空情境相结合,最终体现了中共纪念活动的价值和内涵。抗战时期,中共充分利用媒介宣传和组织动员等方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九一八＂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成为中共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和野心、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表达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中共通过充分发挥纪念活动的激励、教育和导向等功能,不仅凝聚和整合了抗战力量,而且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使自己成为抗战的中心,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和中共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探寻抗战时期中共对＂九一八＂的纪念活动,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蒋介石与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涉外事件中的一例。蒋介石在大力推行＂革命外交＂之机,对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持支持赞同态度。其目的是多方面的：既可借列强势力收回中东铁路,又可迎合列强反苏的需要;既可控制和削弱张学良,又可增加其与冯对抗取胜的实力。     

论东北救亡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东北救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由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流亡民众、东北军爱国官兵共同发起的抗日爱国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以宣传抗日爱国、支援东北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统战性质的救亡团体,直接参与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场运动汇入全国抗战的洪流,为推动全面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东北救亡运动谱写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中国抗战史的光辉一页。     

东北抗日义勇军入新后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组成抗日义勇军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被迫退出东北，取道苏联，来到新疆。他们为稳定新疆政局、新疆军事的近代化、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等作出了贡献，对新疆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的反日行动

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国难家仇系于一身,反日思想极为浓烈,先后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反日政策,并付诸实施。如摆脱日本羁绊毅然“易帜”;推行“Q型计划”包围满铁;实施反日教育等等。     

高崇民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以高崇民为首的东北爱国人士成立的第一个民众抗日救亡组织,也是中国最早进行抗战的民众团体,对局部抗战之初东北人民的抗战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中国最早组织民众抗日的组织者之一的高崇民,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组织建设、主要活动中,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凸显了他和救国会在中国反帝抗日斗争中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