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郑“惧楚”看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

历来认为,春秋时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始于《左传》庄公六年所记“楚文王伐申”。但在《春秋》、《左传》中楚国还未出场的时候,《左传》桓公二年却有这样一条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此事来得极为突兀,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不解。 按桓公二年为郑庄公三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一○年。从《史记·楚世家》所记来看,截至此年,楚国基本上是僻在汉水以西、以南的荆山一隅,楚势尚未超出汉东、汉北,更无楚军涉足中土的事实。楚人凭什么构成了对蔡、郑的威胁呢?而且,郑庄公     

苗族的图腾和盘瓠

1 我国为数不少的古代文献,都有苗族在历史上曾有过犬图腾崇拜的记载。晋干宝《晋纪》曰:“武陵、长沙、卢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称:“今武陵夷即盘瓠之种落也”。隋黄闵的《武陵记》载:“武陵蛮七月二十五日祭盘瓠”。唐《元和郡县志》道:“辰,蛮夷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宋朱辅《溪蛮丛笑》说:“五溪之蛮,忤盘瓠种也。”《大明一统志》载;“辰之沅陵,壤杂苗僚,祖皆尊盘瓠。”盘瓠故事始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其后记述盘瓠文化的古籍就屡见不鲜了。从盘瓠故事的内核来考察,这些记载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武陵蛮中一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确实有过犬图腾崇拜。     

论春秋时期楚国兴盛的军事原因

在中国古代史上,“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但这一赫赫大国,在西周初,只是一蕞尔小邦,地方50里,位卑势弱,不盟于诸侯。至春秋时期,楚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雄踞江汉称霸中原的“春秋五霸”之一。为什么楚以蛮夷小邦,在诸侯“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春秋时代,反而日益发展称雄诸夏?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从各方面发挥其军事威力,克敌制胜。军事斗争是社会斗争的最高形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斗争的发展和结局。斗争双方的国民性格、民心向背与军队士气,     

论春秋时期楚国兴盛的军事原因

在中国古代史上,“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但这一赫赫大国,在西周初,只是一蕞尔小邦,地方50里,位卑势弱,不盟于诸侯。至春秋时期,楚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雄踞江汉称霸中原的“春秋五霸”之一。为什么楚以蛮夷小邦,在诸侯“不得保其社稷者     

东夷、苗蛮的共同祖先与族称

苗蛮、东夷的自称,其先民在伏羲女娲时代为句芒,神农时代为耕;龙之后的九黎（东夷）时代为根牟（根牟夷或句牟）,三苗至荆楚时代为荆（gen）蛮。荆蛮的下延,为近现代苗族的自称“仡模、仡蒙、仡蛮、仡芒、仡猫”的同音异译,省去有音无义的“仡”,即蛮为苗或蛮夷。     

楚辞和周代文化

根据金文,楚国和秦国都出自高阳,因此互相支持,又臣服于周。而楚早期在炎黄之战时,散居各地,主要分成三部分,所以称为三楚。楚辞文化,主要来自中原,所以在《天问》中由夏商周至楚国一路写下来。楚辞中的人物、鬼神也基本和周代一致,如《惜颂》中说的五帝、六神等。楚辞也不单单写楚国,如《九歌》中的冀州、东皇太一等等。楚国和周一直往来密切。过去,我们为了强调楚辞的个性,把“兮”说成楚语。实际上,《诗经》中有将近四十首诗出现“兮”,皆表示不良情绪。后来的墓志铭中也采取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中华文明一体化,再了解差异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巴氏蛮夷”浅论

以“廪君”为首领的“巴氏蛮夷”,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部族,她与今湘、鄂、川、黔边界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探讨古代“巴氏蛮夷”的族属及其源流,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问题,可能是有所裨益的。一关于“巴氏蛮夷”的记载,最早见于《世本》。但此书早已亡佚,其有关之佚文,见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其文云: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其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试说李白与孔子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虚舟》一诗的首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历来被释为李白飘然隐逸学道求仙而自比楚狂,嘲笑孔丘。如:《唐诗选》注曰: 在起句中李白自称“楚狂”,并对被唐玄宗尊为文宣王的孔丘直呼其名,予以嘲笑,表现了他敢于蔑视权威的精神。楚狂,从前孔丘到楚国,楚狂接舆唱着“凤兮”之歌讽刺孔丘,走过孔丘车前。……李白对孔子的态度,真的是如此不恭吗?我认为从李白的思想、言行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现简说如下。一、李白并非自比楚狂,实以孔丘自比,托孔丘以自伤。楚狂,据《高士传》记载:“陆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为食。楚昭王时,     

先秦时期楚与诸夏忠的观念之比较

楚国与诸夏在“忠”的观念上是不同的,在君臣关系中,楚人讲忠君,诸夏讲忠道。这里有如下社会原因:楚国建立县制较早,国君可以直接控制土地,楚国疏于礼义,楚国宗法势力较弱。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前言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语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九歌》华夏古俗探

楚为华夏后裔。诸夏的一支———祝融族 ,其一部分后来南入苗蛮集团 ,并与之融合为楚族。《九歌》留下了楚地民间较多遗存的华夏古俗 :采集和渔猎经济、自然崇拜、民神杂糅、原始婚俗、以舞降神、氏族民主     

宋玉《舞赋》的语境及其语境下的意蕴

战国晚期,在楚国“巫音”盛行、国势衰败的情况下,宋玉赋写《舞赋》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继踵屈原对巫术乐舞的改革,向楚王推荐《激楚》等新乐,希望改变“巫音”、“巫舞”一统楚宫舞坛的局面;一是在赋写中突现《激楚》等乐舞“激越”、“美和”的艺术境界,希望楚国君臣能在乐舞的启发下,振作精神,精诚团结,重兴国家。同时,这一结论也为宋玉《舞赋》并非伪作的说法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从新蔡楚简探楚族的起源

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中记载了楚先祖的起源地和迁徙地.简文“昔我先出自”之后的两个待考文字,经重新考释,隶定为“邕追”,读作“雍丘”.雍丘是颛顼的发迹起家之地.新蔡楚简中“昔我先出自雍丘”的记载,与《离骚》、《史记·楚世家》等传世文献中所记楚人奉颛顼为远祖的内容相吻合.新蔡楚简中还出现了“老童”、“祝融”、“穴熊”等其他楚先祖的名字,记载了楚族由中原南迁沮漳河流域、江汉流域的路线,对研究楚族的起源、楚先祖的世系以及楚族迁徒路线具有重要的证史与补史作用.     

县制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县作为地方行政区域,它的产生,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大概要算楚国了.《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述楚武王克权以后,“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今湖北省荆门县境),使阎敖尹之”.“尹”是楚国治县之官,所以“权”当为楚县.楚武王于公元前740年至公元前690年在位,可见楚国有县应早于公元前690年.其后,楚文王攻灭申、息、邓诸国,又有“实县申、息”之说.     

试析楚、苗文化的亲缘关系

对楚文化的研究,近几年来已颇为学者所关注,而对苗族文化的研究,也渐为世人所注目。但对楚、苗文化内在的有机联系,却很少有学者作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楚辞着手,就楚、苗文化的亲缘关系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一、楚、苗民族渊源的共同性楚辞中充满了自尊自爱的民族感情,苗族史诗中也漾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楚、苗诗歌中所赞颂的民族先祖,却有着相当密切的亲缘关系。《离骚》开篇屈原曾自叙其身世:“帝高阳之苗裔”。抗日战争中,在长沙东郊杜家坡战国墓出土的缯帛书,也有类似的记载:“故……熊电祖出自颛顼。”又言颛顼有     

也谈“风马牛”

“风马牛”者,“风马牛不相及”之谓也。此话原出于《左传》,其文如下: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这段记载,主要写的是:鲁僖公四年的春天,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联合了鲁、宋、卫、陈等国,先击溃蔡国后又去讨伐楚国。但楚国并不示弱,楚成王便派了使者责问齐桓公为什么要侵犯楚国。楚使者所说话的意思是: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这简直就跟马与牛受风吹一样地跑散走失了,根本到不了一块儿。想不到你们却来侵犯我们的领地,什么原因呢?当然,管仲少不了代表齐桓公也讲了一通齐国统率诸侯联军讨伐楚国的理由。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翘楚”是翘的什么“楚”

杰出的人被美誉为“人中翘楚”.“楚”是什么东西?“楚”可不是楚国,而是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枝干坚硬,古人拿它来作杖,又名荆或牡荆. 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这种植物的影子:“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这两句意思是:众多错杂的薪柴中,我只收割其中最高的荆树.     

东夷的崛起及其三次大迁徙述评

近三十年来,随着黄河中下游许多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被发现,特别是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遗存的发掘,古籍常提到的东夷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朱芳圃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古代)人、夷同字。卜辞之人方即东夷。金文夷字亦作人”。又《尚书》称丹汉之苗蛮为“蛮夷”。可见,东夷实指东方人之意,“夷”字在古代并非贬义之词。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主张“东夷包括淮夷在内的九夷”,“从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是东夷活动的地方”。具体的说东夷包括畎、于、方、黄、白、赤、玄、风、阳     

楚国历史对楚辞产生的影响

楚辞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楚的早期发展和兴盛史有关，因此，了解并探讨楚辞产生之前楚国走过的历程，对深入了解楚辞甚有裨益。楚在屈原之前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先楚至楚成王前，作为南方一弱小“蛮夷”，始与殷商往来，继受周封，立楚国，为“荆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