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 ,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话题。无论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 ,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 ,都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的重大转向 :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 ;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的现代性转向复调的现代性 ;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独白”转向现代性的“对话” ;从现代性的批判转向现代性的重写。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 ,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断裂和复合

近年来 ,在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 ,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问题成为焦点。汪晖等人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是“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命题。“反西方现代性”或“反现代性”是事实陈述 ,没有什么问题 ,但称之为“中国现代性”则成了问题。汪晖等人的逻辑是 ,毛泽东以反西方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方式 ,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 ,因此这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这就提出了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汪晖等人的失误不仅在于把“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 ,从而造成逻辑上的矛盾 ;更在于简单地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等同…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伪自由、异化劳动与拜物教——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就“现代性”之存在“时空”与所及“问题”而言,马克思无疑是现代性理论大厦的奠基者。然而,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又往往表现在批判与解构的维度。其中,有关“伪自由”、“异化”与“拜物教”三大批判质点的渐次布展,层层剥离出“现代性”社会之种种颠倒的假象视阈,这也营造了马克思独特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架构。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有三次大的选择和转折 ,每一次转折都确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规范 ,即五四文学、“毛泽东时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种现代性规范各有其特点 ,五四文学现代性过于“欧化” ,“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化”现代性规范过于封闭 ,新时期文学则体现了“整合”性特点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

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韦伯以“理性化”切入到现代性的揭示与诊断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展开现代性悖论的阐释;马克思通过“异化”来揭示现代性悖谬,将“异化劳动”领会为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性一度”,并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实现批判,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体现为一种“双重批判”.文...     

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现代性的强烈批评者.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统治”,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个性和自由的“人的异化”;而在阿伦特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控制”,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公共政治自由空间的“世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阿伦特走的是一条单纯“复归政治生活”之路,而马克思则走的是一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之路.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道路更为究竞.     

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面对现代世界的一种本质性的应答方式,其通过对“现代性”世界的描述揭示出现代性图景的“图像化”、“贫乏化”特性,同时剖析出作为现代性图景产生的根据与尺度——现代主体性及主体形而上学历史,最后通过对现代技术的研究暗示出“现代性”转渡的一种可能性.探寻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旨在于“思—诗”的层面对现代社会做一种理性的思想审视.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有着相当复杂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以多元开放的现代性视角观照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主流文学及“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便可整合其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对现代性的又一次启蒙，是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它是对现代性弊端的批评，而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是唯一的，并不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中西差距实乃“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中国必须选择现代性，不可能“直通式”进入后现代社会     

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的策略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无情批判 ,使曾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现代性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被判处“死刑”。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则认为 ,现代性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把人类完全引入了歧途 ,确诊现代性的病症并对症下药 ,现代性就可依然向人类四射光芒。抑制“工具理性”、复兴“沟通理性”、扩展理性潜能是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建设性策略。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也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本文比较了列奥·斯特劳斯与雅斯贝尔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的解读角度,意在揭示现代性仍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极其重大的理论现实问题,其中涉及世俗化、功利化中的“应当”与“存在”、“理想”与“实际”、“传统”与“变革”以及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后面,还必须重新审视有关历史进步、社会平等、平民革命等“习以为常”了的观念。全部问题似乎可以归结为:无论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多么曲折,也无论近代以来中国式的现代性特征多么异乎寻常,我们能否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明问题之所在,并把现代性的追求视为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     

现代性的“原罪”——试论现代性和人的异化的关系

现代性与人的异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现代性究竟有着怎样的原罪。本文以现代性的摇篮工业化为始，以工业化对人的影响为线索，从一些关乎现代性的根基问题着手，探讨现代性与人的异化的关联。本文首先说明现代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进程本没有“定罪”的必要；进而阐述它尽管没有“原罪”却又面临被“原罪”的矛盾境地；进而说明“实用”与“控制”的现代运作方式，使得人的超越性让位于“技术”，主体性在工具化的彰显面前相形逊色。文章最后说明，“罪”或“无罪”，终究不是讨论的关键，避免异化的剧目在现代性带来的进步中上演，才是唯一的意义。     

"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