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

三苏父子生活的年代，恰逢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之时。作为士人以至官僚的三苏，不同程度地适应和参与了这场科举改革。改革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展示了苏氏对科举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态度与主张，也因此影响到三苏及其诗文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三苏的个案体现了北宋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从唐传奇《枕中记》看唐代士人的意识与命运

从唐传奇《枕中记》卢生身上可以看出唐代士人积极进取意识，通过五种不同的形式走上仕途；第一，通过科举及第登上仕途；第二，通过到边塞建立军功扬名立万，获得显赫政治地位；第三，通过与贵族显达联姻而走进封建统治集团；第四，通过诗文干谒权贵得以被举荐：第五，通过隐逸生活，以退为进，以求受征诏为朝廷所用。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人生道路会一帆风顺，等待士人的不是政治上的迫害，就是面临贬谪，《枕中记》中卢生的坎坷经历恰好就是唐代士人的命运的普遍写照。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宋元南戏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反映士人的婚恋为主。由于宋代科举所形成的崇尚士子的婚姻观念的普遍化,宋南戏多揭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的故事,而表现出较多的批判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地位的失落,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多写书生在科场得意后仍然忠于爱情,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操守。二是展示科举士人对“婚”与“仕”的深入的道德反思与灵魂拷问。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的发展经由了一个从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的深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相关,尤其与科举士人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魏晋士人生命体验的美学解读——之岁月易逝、生死无常篇

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像魏晋士人那样敏感到生与死的问题。继生命觉醒后,他们对岁月易逝、生死无常的种种悲凉体验,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研究他们生命体验何以可能、探求人类这种"拓荒式"的生命体验活动在何种极致状态下才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又将表现为何种形式,可以理解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两百多年动乱史中,何以开出那样绚丽夺目而又诡异非常的"生命奇葩"。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钱恂生平史事述论

作为清末的一位开明士人、外交官,钱恂从早年随使海外,到担任驻荷、意大使,从投身张之洞幕府办洋务,到支持维新与革命,一直在探求国家之自强.但其救国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晚年意冷心灰,闭门著述.由积极"入世"转入消极逃避,反映了他对仕途的厌倦,折射出近代士人救国理想破灭后的失望与无奈.     

尹仲容与台湾经济起飞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以尹仲容为代表的财经和技术官僚,他们既有中国古代士人的担当精神,也受过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训练。正是他们的筚路蓝缕,才开创了台湾经济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些人当中,尹仲容虽然去世最早,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忽视,没有他的擘画创设,也就很难有1950年代台湾经济由此前的混乱萎靡而趋稳定上升。一定程度上,尹仲容是台湾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总舵手,为此后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奠下坚实基础。     

元明贰臣危素命运轨迹探究

危素（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江西金溪人。危素少时跟从名师学习，在学术生涯上有所建树，并在当时士人圈中拥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为其仕途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危素在京城士人的力荐下，开启了其仕途生涯，并得到元明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入明之后，危素遭到弹劾，谪居和州，守余阙庙，结局悲凉。本文通过对危素在元明二代的人生轨迹考察，旨在探究其宦途生涯沉浮的原因。     

杨万里学杜及“诚斋体”的宗唐倾向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受到杜诗的影响,他较多地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作诗以杜诗为韵,还学习了杜诗的一些句法。但杨万里学杜成就并不高。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轻巧灵快的写作方式和机智活泼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宗唐倾向,他同其后的永嘉四灵等一道,代表了南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向唐诗的复归。     

评萧东海《杨万里年谱》

<正>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之一,陆游在《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中说:"我不如成斋,此评天下同。"对杨万里十分推崇。但是多年来,人们对陆游等人的研究十分重视,而对杨万里则关心不够。几乎与于北山先生同时写作的、井冈山大学萧东海教授的《杨万里年谱》,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5月,责任编辑:陈宁宁)出版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庆贺的事情。     

论明清海洋经济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明清时期（主要是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中叶）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专制王权和腐败的官僚制度对这一经济过程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是在中央朝廷的“禁”和“通”的政策实施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官僚吏员对中外商人的盘剥与勒索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政策所赋予的特权与金钱交易。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由于可以通过金钱买到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中国的海洋经济有了一条可以发展的生路;但是权钱交易的祸害更大,专制王权和腐败的官僚制度对海洋经济的垄断管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海洋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在３００多年中由强大转而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王勃、高適的出处心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初盛唐士人以积极入仕为己任,然而,蹉跎仕途之现实与建功立业之理想形成巨大反差。这一矛盾带给士人的不是灰心绝望,也不是抽身离去,而是愤激感慨,或是如王勃作理论反思,或是如高適坚持不懈。在此心态的影响下,其诗文多具悲壮风骨,建安风骨正是在此意义上以更为强劲的姿态回归文学。     

技术官僚的“谱系”、“派系”与“部系”——对西方“中国高层政治研究”相关文献的批判性重建

在对西方中国政治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以一种更为突出"行动者"能动性的动态分析框架,对形形色色的技术官僚的结构性位置做出界定,以"技术自主性"的强弱程度为衡量准则,将"技术官僚"与"政治官僚"和其他知识分子区分开来。这一思路与传统的强调"政治派系"的研究路径不同,不再将技术官僚看做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派系,而是凸显出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借助引入"牵头部门"与"非牵头部门"的区分,又强调了"正式政治"在界定技术官僚身份上的重要性。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晚宋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

边事是晚宋士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嘉定十四年发生的“蕲黄之变”引起士人激烈的争论。其时士人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蕲、黄二州守臣李诚之与何大节的评价问题上。李、何二人在当时都面临极大的非议，但后世评价却褒贬不同，这与边事传播的方式及辩诬的群体都有很大的关联。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士人获知边事的保证，也影响士人对信息了解的深浅、详略程度。交游关系、政治经历、学术背景等因素，亦会左右士人的价值判断。通过“诸贤相继，正论互发”的方式，士人的群体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众的观念，并获得官方价值体系的认可。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可以看出晚宋士人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多重维度，这启发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应对边事议论这一舆论场的内在肌理有更为深入体察。     

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

中唐至两宋时期 ,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一段从“才子”经“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 ,词则走过了一段从兴起到初步繁荣、最终走上多元化发展方向的曲折路程。唐宋时期文人词的这一发展流程受到了士人人格观念衍变的深刻影响     

浅论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称之为传统社会的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中,中国和中世纪的西欧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着明显不同:中国在朝的士人阶层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在封建王朝广阔的国土上流动着,维持着中国大一统的帝王宗法专制;而在野的士绅们则在乡村治理中,与宗族力量、政府力量一道维持着封建的乡村秩序,弥补国家权力在基层的缺失和不足。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     

元杂剧中“官妓”考略

元代以青楼女性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作品有近二十种。考察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了解宋元时期＂官妓＂制度的某些特点：官妓有特定的服装,官妓从良必须落籍,官妓的婚姻有限制的对象,而＂上厅行首＂是官妓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