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框架： 框架理论六十年的时间脉络与空间想象

自1955年人类学家Bateson提出框架概念至今,框架研究已有六十年。然而,现有框架理论正史的叙事起点并非1955年Bateson所撰《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一文,而是1974年Goffman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Bateson之所以被忽略,与他的跨学科身份、缺乏中层理论贡献以及“效果为王”的主流学科话语不无关系。也正因效果为王的传播史观,框架研究的传播学者更倚重大众传播（尤其是效果）层面的“窄框架”应用研究。这使原本包罗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众传播框架和文化框架的“泛框架”陷入集体沉默。相比传统的“媒体－受众”二元线性模式,在宏观层面以文化规范为变量、在中观层面以场域为单位、在微观层面以媒介心理学为取径的三维框架研究模式更契合当代复杂的传播生态。     

股份制：导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哲学诠释——论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它的重大发展

《资本论》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其对股份制的分析及预见。它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企业逐渐向股份制演进,形成“两权分离”,即企业财产所有权和占有权（即法律上的经营权）的分离是客观趋势;“两权分离”必然导致企业财产占有使用社会化。由此出发,马克思曾设想通过股份制实现社会主义,但“反修”使马克思科学的股份制理论被长期淡化,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的近百年曲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直接继承并发挥了马克思科学的股份制理论,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一大突破,即使股份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可以把这种“新公有制”称为“股份制社会主义”,它实际上也是在“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为包括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在内的共产主义创造经济和主体的前提。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

在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下,需要提倡一种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范式需要从研究策略、分析方法及分析框架等层面予以整体性理解。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该范式主张将整合了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双重意涵的延伸个案方法作为分析法律实践的基本方法。“事件—关系—过程”“行动者—结构”“国家—法律实践—社会”等分析框架使微观与宏大分析视角能够同时在场。侧重质性研究的实践主义法学范式与量化法学品格突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方法主张及价值追求诸方面高度契合且互补,可以在中国法律实践研究中形成合力。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的"二重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外围）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外围（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外围、外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     

理论旅行与话语归置：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

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近40年的理论旅行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完成了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再到文艺批评的理论杂糅过程,并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方式实现了话语归置,最终导致生硬的理论催生、明显的理论研究跨界现象、突出的理论的强制阐释等现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充分融入“理论的全球化”过程。但经过了理论旅行、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之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缺乏问题方式与思想表达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思想板结状态,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深入当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机制。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哲学研究： 一个反思性述评

实践哲学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年来的法哲学研究借鉴了实践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实践哲学转向”,为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转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实践法学”、“实践法哲学”和“实践法律观”等一般性法哲学理论;二是立足实践哲学进路,研究具体的法哲学问题;三是部门法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的结合研究,尤其是在法律解释领域引入实践诠释学理论;四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实践哲学转向提供的新视域改变了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气质和格局,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足以承载三点期望：“中国贡献”的理论雄心、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贯以及研究方式的多元与互动。     

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结合以及两者的综合能否有效,这需要对各自的理论要点进行梳理。存在主义主要坚持七个基本原则：即科学和现实都是荒谬的、模糊性宰制着存在本身、主体意识绝对优先于一切客观事物、通过摆脱决定论来解释和捍卫个体的自由、人类宿命论、现代社会是完全异化的以及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追问。基于这些原则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则持有相对立的看法,即主张“客观的真实性”、“必然的确定性”、“人对社会的依赖性”、“道德的合历史性”、“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异化消除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以及“生存的实践性”。由此可以确定地指出,任何试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强行嫁接的研究都是失效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不可破除的理论屏障。     

世界乡土文学六要素论

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理论和创作萌芽于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运动,诞生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世界乡土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乡土”、“乡巴佬”（文学形象）、“乡土变迁”、“乡土理性”、“乡土叙事”、“乡下人”（创作主体）六要素。六要素中,每一要素包括两个基本类型,分别是：自然和社会、乡下“小人物”和乡下“大人物”、 经济和观念、认知理性和范式理性、方言土语的运用和文体的创新、个人的因素和时代因素。这六要素十二类型涉及乡土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人物形象特征、时代特征、思想特征、艺术特征、创作主体特征。乡土文学六要素是判断乡土文学基本范围的标尺。六要素的质量高下及其与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相结合的状况,也是判定其乡土文学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尺。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与范式转换

三十余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方法论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三大动向:一是比较哲学的持续升温,二是传统治学方法的重新肯定与复活,三是问题导向的新研究不断涌现。学界对方法论的关注焦点是围绕“以西释中”的模式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和反思,这些争论暴露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究竟言之,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的主要进路在于“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如何在与西学深入会通的背景下抉发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返本”“会通”“开新”三者有机融合,在“化西”的层次之上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双向诠释”和“深度融合”,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国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财产的处理

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因权力的要素渗透其中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此类组织以“正当权力”为支持,“合法企业”为实体,非法运营为本质,使组织的“合法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带有直接违法性的“黑色经济”比重下降,组织行为暴力色彩淡化。但其本质未变,相反,当权力介入后,此类组织不但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扭曲市场、扰乱治安,而且还有能力持续侵蚀国家政权的健康肌体,从社会安全问题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学界需要以“权力”和“财产”特征为主线,在犯罪学领域展开新的实证研究,在刑法领域展开新的规范性探索以积极应对。     

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的层级建构

节奏单元的命名、建构和使用,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认为,节奏单元既包括一定的组成内容,也带有边界特征,这个边界既可表现为一定的“无声段”（即语音停止）,也可表现为声音的延续,“停延”就成为边界标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依次可分为音节（汉字）<音步<诗行（诗句）<诗节<诗篇等层级。从音节层面来看,“声、韵、调”是利用音节的某一部分或整体的有规律重复来实现节奏运动的,形成特有的声韵节奏（包含平仄节奏）。汉语诗歌的“音步”类型与音节数目息息相关,现代诗歌受欧化的影响,基本音步的组合已经满足不了诗歌建行的需要,就产生了衍生音步,由此带来新的节奏感觉。现代诗歌史上有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建行策略：一是利用“音数”或“拍数”来建构诗行;一是利用“半逗律”或“吟诵调”来建构典型诗行。诗节是现代诗歌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节奏范型,在常态的形体模式之外,诗节（篇）因“默行”和“跨行”的使用而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带来了变式。     

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论略

结合对以往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反思,确立“社会竞争利益维护”作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将“社会竞争利益的补偿”作为经济法责任的承责基础;以“主体-行为-责任”作为透视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理论框架;并以“成本-效益”作为分析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坐标构造”。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公司创业的外部合法性获取研究——一个概念模型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公司创业获取外部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公司创业面临的三种外部合法性要求：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公司创业可以通过如下几种途径获取外部合法性,包括服从、选择、操控以及创造制度环境（4C）,而这些途径的选择是企业本身顺从外部合法性要求的意愿与能力,以及外部合法性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让历史告诉未来：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方略及启示

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思想,是实践“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理论以实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根本方略,也是针对近代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渐进式（量变）与激进式（质变）相结合的宪政建设模式,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以宪政民主为目标,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路径模式,必须将世界潮流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那些患了宪政民主“饥渴症”的人增多一些理性认识和稳健意识,让那些借口国情而在宪政民主方面患了“麻痹症”的人增多一些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     

论全球化视角下的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

邓小平理论在产生、发展中的每一次重大思想或理论突破，总是伴随着研究和解决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它是立足于“世界历史”高度，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视野和方法，分析处在“世界历史”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情，总结历史而提出的重大理论，并经我国二十几年实践被证明为卓有成效的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21世纪，邓小平理论将继续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