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源配置市场决定论”解析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源配置市场决定论”，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权威性，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有效实现资源市场化配置，必须建构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是指市场架构完善，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状态。“有效市场”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权威性的基础。“有为政府”是指能够尊重市场规律，正确履行职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机构。“有为政府”是克服市场配置资源局限性的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互补关系及特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形成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新型“政市”互补关系,呈现出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为先导、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基础的“双螺旋”结构特征.新型“政市”组合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传统思维定式,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源要素配置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应有之义,也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资源要素配置与优化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农业地位演变和城乡格局变迁都已融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通过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工农之间资源配置,可建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基石,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有效制度供给,破解影响和制约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强化各类组织载体在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全面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协调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资源要素在部门之间的竞争关系,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充分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仅需要依托政府进行战略性、全局性谋划,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要注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构建“产学研”等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攻关机制,促进创新资源在不同环节、不同主体之间的优化配置。因此,必须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为主线,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全面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说到底是资源配置问题。城乡对资源占有、流动和组合的状况,决定城乡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与效果。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城乡之间存在着资源流动不顺畅、资源流向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公平、资源利用不充分等矛盾和问题。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要求,必须抓住重点,着力整合城乡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资源。整合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政府的调控作用、重视城市的带动作用、重视农村各种载体对资源要素的吸纳、聚集作用、重视制度的保障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与“路”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社会劳动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突出了创新的主导作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性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包含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结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共同富裕”的分配关系。“两个毫不动摇”既确保了新型生产要素的开发与人民的需要一致性,又优化了产业结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确保了新型生产要素的配置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方式,激发了科技创新与新型生产要素的活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的统一,整合了国家、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开辟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进路。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形成及入市制度变迁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我国农村建设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有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制度安排,刻画了包括形成制度和流转制度在内的制度变迁轨迹。从内在逻辑来看,形成制度和流转制度在交织互动下共同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向产权完善方向演进。其间,制度变迁呈现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从制度变迁动力来看,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变迁的动力由早期的政府主导切换到了市场主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显化的过程。据此,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应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为导向,以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主逻辑,向集体土地产权完备和权能实现的方向推进。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经验事实来看,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其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及维续意味着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在于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双向配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等随着要素单向流动的城镇化而不断向城镇转移，使农村发展失去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衰落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将乡村与城市确立为并行发展的两个主体，实现乡村与城市有差异化的发展，使城乡要素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现阶段在旧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新的制度供给还不充足的背景下，囿于资本等要素的逐利性，完全依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会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福祉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下定论，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顶层设计下探索城乡共建共享循环系统等要素双向配置互动发展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切实降低城乡要素流动成本，引导要素向乡村集聚，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城乡互促共融。     

找回村社：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困境与转型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需要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实现农村养老供给与养老需求的有效匹配,体现中国式农村养老——“村社养老”的独特制度优势。基于中部地区多县域的田野调查,政府通过资源输入方式支持普惠性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然而实践中养老服务空壳化现象较为突出。少数成功示范点依赖于大量资源支持,经验难以推广。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困境源于养老服务的脱嵌,村社主体性不足,养老服务主体选择、养老服务内容及养老服务资源筹集等方面,需要不断改革完善。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积极老龄化理念指导下,应当从农村实践出发,以村社为本,通过有效的治理举措引导与激活村社组织、激活老人自身资源,提升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与养老需求的匹配程度。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中国政府决策能力评价及其优化研究——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决策为例

决策能力是政府能力之制高点,对政府履行职能、实现使命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审视中国医改决策进程,中国政府体现了较强的政策学习与调适能力和智力与技术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决策环境协调能力明显提升;但其决策价值导向能力曾出现摇摆偏移,在利益整合能力、目标获取与锁定能力、政策定位与供给能力、经济资源汲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必须通过优化和强化政府决策能力来改善政府决策效度。     

新时代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党的十八大之后深入推进,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历史、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目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临身份地位困境、产权流转困境和可持续发展困境。身份地位困境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不确定,职能定位不清晰;产权流转困境主要表现在产权流转的封闭性和产权流转机制不畅导致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够;可持续发展困境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单一、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税收优惠少和收益分配过度分红。破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困境,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产权发展道路。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域下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和最昂贵的公共物品。统一市场是指由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或者主要机制的一种经济体系。首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高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提供最为稀缺的市场资源。其次，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市场化、制度化改革，解决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后，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经济，充分发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优势，全面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对接高标准自贸区规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统筹好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以政府的强力推动民营经济市场环境建设——兼对广西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广西是欠发达后发展地区,市场环境建设滞后,不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所以必须下狠功夫推动广西市场化改革,把民营经济市场环境建设推上新台阶.政府在这场市场化改革中,应做有效的政府和有为的政府,实质是要进一步转变职能,用政府“强力的手”,以最快的速度促进市场要素的生成和发展,以最有效的手段弥补市场空缺,以最有力的措施提供优质的市场发展环境,以最务实的作风转职能促市场化向纵深发展,强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从而使改革真正步入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市场决定性作用下政府职能权能的归位与定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两者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推进政府职能权能归位与定位.尤其当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政府职能转变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改革核心问题的关键所在.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府职能权能归位与定位,这不仅能倍增释放政府与市场“加减乘除效应”,而且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互动——1927—1937年中国农村改革及启示

关于国民政府1927—1937年间推进农村改革的既有研究,形成了主体否定说、市场肯定说两种评价。不过,这两种评价均未准确认识到国民政府在改革中的正面作用及市场创新的关系。国民政府通过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等强制性制度供给引导农村改革;城乡市场则以拓展农村生产要素流动及民间乡村建设力量参与等创新空间,形成系列市场诱致性创新;二者双向互动,促进了农产品的相对丰富、城乡市场的相对繁荣,为民国第二次黄金期奠定基础,其成功与不足之处能为当代农村建设提供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发展家庭农场和发挥民间力量与传统文化独特作用等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