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体制转变与地方政府决策模式创新

本文在简要探讨地方政府传统决策模式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遭遇挑战的基础上 ,以科学决策理论为指导 ,分析了政策研究及相关组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运作方式 ,针对现行政策研究体制的缺陷 ,提出了重新整合政策研究资源 ,大力发展民间政策研究、咨询组织 ,建立跨区跨国思想库 ,减少行政干预等一系列建议 ,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决策模式创新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大学生职业决策中家庭因素分析及对策

家庭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具有重大影响.通过考察当前大学生职业决策中家庭因素的影响,引导家庭价值取向与社会需求的结合,提高大学生职业决策的针对性;努力克服家庭背景的负面影响,增强大学生职业决策能力;整合家庭、学校资源,提升大学生职业决策的空间.     

公共决策失灵的治理对策

公共决策的复杂性和有缺陷的决策体制是造成公共决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决策失灵意味着,决策质量低劣,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损害了公共利益.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治理公共决策失灵的主要措施和目标是:必须以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为核心,并使决策与执行适当分开,完善决策体制和监督机制,全面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和决策主体的素质,根本提升决策质量和效能.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决策能力的反思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是典型的非常态非程序化决策,是检验现代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基于对公共危机治理决策之特性及其对政府决策能力之挑战性的研究,审视共和国建立以来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变迁之得失因由及影响,反思其经验教训,进而探讨改善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提升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效度之路径与对策.     

组织心理视角下企业创新决策机理研究

新经济时代是激发企业创新的时代,企业创新决策的成功源自决策体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发挥,自我效能作为决策体自身能力的一种宝贵稀缺的认知资源,在创新决策这种高智能活动中起着内源动力作用.致力于员工心理提升和导向的组织支持,在扮演着双促进的角色中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制约着拓展创造的可能性空间,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有效性.组织心理视角下企业创新决策机理的深刻阐释,不仅能提升企业创新决策科学性、有效性,同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中国若干重要领域政府决策能力论析

作为一个在社会剧变中建立新政权,并且在其后较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仍处于较落后状态之大国政府,60余年来中国政府亟需回应之内外事务繁难急重,是对政府决策能力的持续压力与严峻挑战。钩深致远,鉴往知来。审视并反思在若干重要领域中政府决策能力的表现及其影响,探赜索隐,论其得失与因由,不惟有助于激浊扬清,汲取经验教训,探寻优化政府决策能力之路径与对策,促进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亦利于学理之辨析与深化。     

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公共政策作用的不断增大对政策的科学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政策的科学化离不开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民主化要求决策过程中遵循民主原则，扩大公众参与．扩大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对于政策问题的确认、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和促进政府决策的理性化有重大意义。     

政府决策机制变迁与公民参与的反思与前瞻

政府决策机制的变迁必然伴随着公民参与的发展,审视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决策机制与公民参与发展嬗变所经历的两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变迁之得失,反思其经验教训,进而探讨改善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提升决策效度之路径。     

公共政策失败及其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政策失败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普遍性难题,政策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失败的原因可从政策环境约束、政策本身缺陷、政策主体行为、政策监控不力等维度分析。为避免政策失败,需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公共利益导向的利益协调机制、结果导向的政策矫正与学习机制、政策能力导向的政策质量提升体系,以有效预防政策失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通过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多年环境问题的积累与环境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显示政府正在失去环境治理的权威,凸显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不足。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的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就是通过让政府积极履行职责来重获信任、重树权威的重要方式。现有的问责制局限主要在对在任期间的领导问责,很少关注环境决策失误的终身责任追究。而事实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可以倒逼地方政府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现有的行政问责的基础之上合理界定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对象、明确重大决策追责标准、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定程序、明确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追责时效、加强重大环境决策问责制度建设,将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     

1949年以来中国医改决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

1949年以来,中国的医改决策经历了医疗卫生公益性低水平发展、医疗卫生公益性衰减、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回归的基本历程,为中国新时期医改决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要坚持正确的决策价值导向,要发扬决策民主,要走渐进改革的道路,要不断增强政府的环境回应能力和政策学习能力。     

网络治理结构: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

危机已成了政府行政环境的常态,这对其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所采用的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由于其自身能力与资源的限制而往往导致决策失效或供给不足。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多元主体但却运作联动的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这种以高新电子技术为现实支撑的统分结合的网络结构,也必将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而成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决策多元民主进程以及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科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研究组织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分析

在国外 ,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政策研究组织在政府公共决策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为提高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分析政策研究组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着手 ,对我国政策研究组织的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及完善建议等问题谈一些个人管见     

试论提高现代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为现代政府的行政决策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和困难,现代政府提高行政决策能力就成为社会的一种迫切要求。在行政决策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中,应从道德素养、知识水平、领导能力、现代思想观念、身心素质、团队精神等方面提高行政决策中枢系统在行政决策中的工作能力;应完善咨询制度,提高行政决策咨询系统的咨询能力;应畅通信息传递网络,建立高效的行政决策信息系统。     

从依法决策到行政决策法治化

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依法决策"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这是国务院在总结依法决策经验基础上针对推进依法行政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顺应法治推进需要而对依法决策要求的深化与提升,是法治政府逻辑演进的客观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奠定了行政决策法治化制度根基;公共利益之强化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提供了价值基础;党的决策规范化为行政决策法治化给予了实践引领;服务型政府建设赋予行政决策法治化以内在动力。     

科技决策中公众参与有效性探究

我国公众已经能够通过社会公示、听证、信访、诉讼等制度化途径参与到科技决策过程当中,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参与有效性仍存在不足.为此,必须建立科学的公众参与制度保障体系;培养公众参与意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参与能力;提供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渠道,降低公众参与成本;探索建立政府、专家与公众良性互动的科技决策模式;促进公众参与组织化发展,提升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个体与整体效应.     

提升领导决策能力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提升领导的决策能力，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提升领导决策能力紧密结合起来，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不断提升领导决策能力，并通过树立科学决策的理念、实行领导决策的制度化、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敢于面对现实及时修正决策、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等提升领导决策能力，不断推进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和落实，提高我们党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政府公共决策与偏好的民主转换

政府公共决策实际上就是将个人偏好整合成社会偏好的过程.在专制制度下,个人偏好转换成社会偏好主要通过偏好模仿和偏好伪装两种形式,政府公共决策难以反映民众利益和符合历史潮流.在民主制度下,通过投票和民主协商两种偏好转换方式,使个人偏好合理地转换成社会偏好,能够制定反映民意、体现民生、符合历史潮流的政府公共决策.     

论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决策

危机是政府或组织在未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情境或事件。本文认为 ,危机的威胁性、紧迫性、双重性、不确定性、阶段性 ,要求政府决策具有干预性、果断性、科学性、权变性和战略性。决策者素质与“群体盲思”、信息、决策执行系统、社会现象的随机性与社会认识的模糊性是影响危机情境下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可以从提高决策者素质 ,加快信息系统的现代化 ,充分发挥智囊机构的作用 ,运用科学的决策理论与方法 ,权变的模式选择 ,进行跟踪决策等方面入手改善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决策。     

外汇管制、汇率均衡与政府决策行为

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汇率政策取向是不同的,这源于政府出于本国利益考虑的均衡汇率期望。固定汇率制与伸缩汇率制难以形成单一均衡汇率的事实,曾致使许多国家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外汇管制与汇率均衡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从政府实施外汇管制是为了平衡国际收支、保住平价、防止通货膨胀和维护国内政策的独立自主性等目的来考察,政府是理性经济人;但基于政府在外汇管制和实现汇率均衡中的决策有时是出于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混合原因,对政府决策行为的定性分析就必须围绕政府面对特定事件时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来进行。也就是说,应当把外汇管制、汇率均衡与政府决策行为放置于同一框架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