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重组与和谐乡村社区的构建

村庄重组使得和谐乡村社区构建在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重组后村庄社区也会遭遇诸多发展困境,和谐乡村社区构建面临着更大考验。坚持村庄以民为本,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机制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区文化认同,这是重组后村庄社区构建和谐乡村社区的必经之路。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林改后的村庄社区资源的再组织化问题探讨

2008年全面铺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村庄社区组织资源的重塑产生了诸多层面的影响,并深刻地影响了农村村级治理的效果。本文认为,林改后村庄社区再组织化的可能资源有内外两种:外部包括林业站新功能的扩展和外来公司,它们可以起到促进乡村的再组织化;内部包括林改后的村两委以及林业合作组织。通过多种组织资源的介入与治理,可以形成优质的村庄社群质量,达到村庄的善治,重构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态并重的包容性发展。     

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

外部资本由于"脱嵌"于村庄场域,其现代农业经营管理面临村庄社区的"日常反抗"而影响其在村庄中的发展。嵌入性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嵌入性发展是指外部资本必须嵌入村庄社会,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知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关系嵌入是外部资本实现嵌入性发展的三种主要方式。     

乡村社会中的“面子”探究

通过界定"面子"的定义和在乡村社会中的内涵及功能,从村庄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了"面子"在三种不同类型村庄中运行的特征,以及对村民和村庄生活的不同影响。提出了乡村社会中的"面子"在本质上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产物和需求,起着维系村庄社会结构和村民价值体系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更好的探究和理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现象和行动逻辑。不同类型的村庄面子行为表现不同,同一个村庄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面子行为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甚至出现了面子行为异化的现象。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

本文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并依据型构动力不同将其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村庄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村庄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便构成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关联作为村庄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又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重要的生成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基于“EKC”假说的实证检验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本文构建了分析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EKC模型,基于2016年CLDS社区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之间明显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该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矛盾依旧突出,而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中,由于治理能力和环保意识的提高,正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问题在西部地区村庄较为普遍。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充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避免发展初期环境保护不够和发展中后期补救与治理艰难问题。     

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

乡村建设应该关注村民自治所依托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东姜村“五老会”在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建设方面的实践,代表了一种乡村建设思路和角度的转换,即从单纯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虑乡村建设的方向,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从乡村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推动乡村民主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社区记忆:式微与重建——以陇中地区上河村为个案

伴随着商品农业的兴盛,村庄内人际交往关系逐渐理性化,村庄公共生活退出了日常生活实践,这既削弱了传统的乡村社区文化,也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乡村社区本身,乡村社区记忆逐渐式微。乡村社区记忆的重建需着眼于社会基础、动力系统以及主位文化等维度。     

村庄传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

以村落传统为标识,至少可以展现出四种村庄类型:老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老传统相结合的村庄类型以及没有传统(村落传统遭遇瓦解)的村庄类型.村庄传统作为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个维度,赋予了村落研究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同时还为区域比较研究引入了历史的视野,从而有可能改变区域比较研究的平面化的倾向.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村庄形象”初论

新世纪乡土小说基于"转型话语"所描绘的"村庄形象",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消失"与文化意义上的"终结",二是村庄发展的不平衡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有违公平正义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三是村庄文化上的新旧杂糅,这是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表征,也是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村庄从外在的地理人文景观到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急遽变化还在进行之中,乡村变革的历史及其叙事远没有所谓的"终结"。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乡村社会交换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

乡村社会交换伴随着乡村变迁而发生演变 ,这一过程离不开乡村社会特定文化情境的切换 ,不同的社会秩序格局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信任基础孕育催生社会交换的演变 ;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实际展开又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 ,社会交换所赖以展开的社会资本因经济形态不同而发生质的变化 ;村庄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出也是导致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