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     

《诗经》中“水”的历史穿透与现代回响

作为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奠基性工程，《诗经》有着多方面影响中国文学艺术走向的开拓性贡献。本文以《诗经》中的“水”考察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学呈现以及由此积淀的艺术经验对后世直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诗经》中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多年的诗歌。作为我们民族最早的诗,我们先民对自然和宇宙发出的第一个声音、第一句歌唱,它对我们后来的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也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奠定着我们民族基本的情感表达方式。本文试从上帝与祖先、自然与万物、战争与和平四个方面,解读《诗经》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及其对后世文化、文学的影响。     

《诗经》成语文化透析

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诗经》中产生了大量的成语。《诗经》成语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如汉语审美文化、农耕文化、礼乐文化、婚恋文化和祥瑞文化等,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展现“雅”“颂”时代的“奇玮瑰怪非常之观”——评刘毓庆《雅颂新考》

《诗经》研究，历经两千余年至今，已由传统的注释型、分析型向综合型转化。文章从刘毓庆《雅颂新考》入手，在揭示该书于史学、文学及文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理顺了《诗经》研究的历史脉络，指明了《诗经》研究的未来方向，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诗经》文化价值的独特理解     

《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从文学角度对《南诏德化碑》作者的创作动机,碑文与《左传》、《诗经》等先秦经典文学的对照,论述其受先秦文学影响的根源问题。     

论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

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学，都是从政治礼义的角度研究《诗经》的。两汉的《诗经｝）学，基本上是先秦《诗经》学的延续与发展，不论是以齐、鲁、韩三家诗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还是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都是通过诗旨与训佑的阐述，强调《诗经》的经学性而忽视《诗经》的文学性。到了汉末，盛极一时的三家诗逐渐走向衰落，而《毛诗》独兴，成为《诗经》传播的主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仅管三家诗特别是《毛诗》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但由于儒学思想的逐步衰微，特别是由于文学进人了自觉时期，文学批评风气开始形成与兴起。在曹…     

《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

俄罗斯的《诗经》译介始于1852年,开始是一些作家、翻译家从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后来汉学家也加入译介的行列,到1957年出版了汉学家翻译的全本《诗经》。《诗经》在俄罗斯除了通过期刊、选本、译本等传播外,教学也是其重要的传播形式。俄罗斯的《诗经》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1,958年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早在19世纪后期,俄罗斯学者就提出了《诗经》是一部民歌集的观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也开始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与观点研究《诗经》。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以民间文学的角度审视《诗经》、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来审视《诗经》的特点,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明显的阶段性。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的探讨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地域文化与文学小议

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都受区域环境所制约,而表现出区域性特点。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区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这种影响涉及到某地域的自然环境、传统风习和社会历史诸方面。中国早期文学,如《诗经》、《楚辞》具有浓郁地地域文化色彩。在秦汉统一、地域文化融合之后,地域文化与文学仍然有着某种联系,只是其存在形式及其表现产生了变化。     

荷马史诗与《诗经》中战争诗的美学风格比较

战争是人类文学的母题之一。《诗经》中的战争诗为我们比较《诗经》和以战争描写为主的《伊利亚特》提供了比较的契合点。本文试从比较视域出发，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上分析《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差异，并探讨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以揭示中西战争文化的差异，从而烛照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     

从《诗经》到壮族民歌——通向生活世界的审美与情感

壮族民歌在现代社会中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与文化价值，更是一种民众生活世界的鲜活生命力展现，与《诗经》有着密切的审美与情感渊源。从《诗经》到《越人歌》,再到现代的壮族歌圩，一脉相承的审美心理和自由情感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壮族民歌可以看作是《诗经》在时间与空间线上的传续。民歌的深刻文化源头，即是生活世界中的民众将日常生活付诸诗性思维的审美意境和情感自由表达的真实实践。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诗经》动物意象的营造特点

意象作为《诗经》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经》的文本和《诗经》时代的文化观念。《诗经》中动物意象的营造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一特点首先表现为意象择取的生活化,其次表现一种动态美的体认与追求。     

经学、史学与文学的融通：经史视野下郝经的《诗经》观

在经史的语境中讨论《诗经》的意蕴和作用,是郝经《诗经》观的主要特点。郝经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以经史为依据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特别重视《诗经》所蕴含的道统观念和史料价值,彰显《诗经》在辅佐王政、教化民众、齐家修身方面的社会意义。郝经从经史之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出发,阐释了《诗经》“性情”“风雅”的具体内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去浮华,植本根”,倡导诗文应承载传经、述史的重任,对堆砌雕琢的文坛不良风气进行纠偏救弊,对元代诗学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郝经的《诗经》观不仅提升了《诗经》在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反映了集合经、史、诗诸多内涵的《诗经》学的复杂面相。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