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与宽严相济——审查逮捕宽严相济操作的科学发展创新

当前审查逮捕实践操作出现从宽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条件、非犯罪化处理、建议不报捕直接起诉等方式,使检察机关面临“无逮捕必要”的不捕案件不能顺利诉讼、部分刑事和解不捕案件难以保证“宽严适当”及诉讼反复等新问题。为推进审查逮捕科学发展,可考虑以下途径实现：加强去逮捕刑罚功能化、淡化逮捕从严外貌,健全保证“无逮捕必要”不捕案件能够顺利诉讼的操作规程,实施宽严法度评估和逮捕风险评估,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增强社会组织的司法程序措施参与性。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完善

量刑是否公正,不仅关系到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更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能否实现。量刑程序是与定罪程序相对而言的,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用来解决如何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所有程序和制度的总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量刑程序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参与量刑程序的程度较低,量刑程序的公开性也不够,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较大。应借鉴国外经验,扩大检察机关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力,保障当事人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利,增强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量刑程序。     

定罪免刑的适用现状与规范判断路径——以256份刑事判决书为实证分析

定罪免刑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在当前积极刑法观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的难以偏废,致使定罪免刑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并不鲜见,然而实证分析揭示出,定罪免刑的实践现状仍然存在着适用标准模糊、法条引用混乱及释法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契合刑罚目的和促进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厘清定罪免刑条款的适用标准及界限。应当从定罪免刑的尺度基准、性质定位及刑法教义出发,深入探析司法适用陷入困境的背后缘由,澄清定罪免刑制度的认识误区并完善实践适用的判断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的规范运行提供借鉴,从而改变定罪免刑滥用误用的混乱现状。     

刑罚制度的公正性设计

刑罚的公正关系着刑法目的的实现，针对司法实践中不公正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刑罚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刑罚制度重建的探讨反思，本文围绕公正的实质内涵追溯，力求对我国刑罚制度的重整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促进我国刑法功能的实现。     

未成年人逮捕率的实践考察与分析——以N市为样本

在入罪条件严格主义的司法实践中,目前我国未成年人逮捕呈现较高比例状态。以N市为调查样本,并结合作者的访谈等资料,来组成论证。未成年人逮捕率难降主因是逮捕审查实体化、决定逮捕的条件和程序成人化、社会管理安置基础不牢。在少捕、慎捕政策操作下,通过建立逮捕必要性专业化审查机制,以增强司法过滤的实践改良、细化逮捕必要性条件、健全非逮捕方式的社会基础等措施来支持诉讼,未成年人逮捕率可以有一定降幅。     

论判刑界限

定罪与量刑是审判活动的两个关键环节，正确定罪之后，就要求正确至刑，这对于实现我国的刑法任务与刑罚目的具有重要意义。正确的量刑，必须做到罚必当罪，统一、协调、平衡、公正，获得良性社会效果。正确的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正确掌握量刑的情节，采用科学的量刑方法，除此，还应着重划清三个界限，并正确运用缓刑。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量刑应当充分考虑酌定情节

刑事审判工作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确认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而当被告人被确认已经构成犯罪之后,就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有罪判决中的具体刑罚是人民法院以国家名义对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所作的一种否定评价,它既表明了国家同犯罪作斗争所持的严峻态度,又体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主要内容,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决定具体犯罪的法律后果。毫无疑问,正确的定罪为正确的量刑提供了可靠保证,但是定罪正确并不表明量刑适当,因为认定犯罪和处以刑罚有其各自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光靠     

优化定罪免刑实践的法治路径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犯罪化、犯罪治理精细化、刑罚适用轻缓化等趋势,蕴含着定罪免刑实践的法治需求。当前,定罪免刑实践仍然面临着观念认知偏差、法律依据分歧、实体标准模糊、运行程序繁琐等多重困扰。应立足现代犯罪治理理念深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认知,运用刑法体系解释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据,植根综合主义刑罚理论细化定罪免刑的实体标准,依托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优化定罪免刑的运行程序。     

《刑法》第37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价值蕴含

《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规定是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制度设计。加强对该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研究,对于彰显刑法谦抑、实现刑罚目的、畅通刑罚机制以及创新社会管理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特殊群体从宽处罚问题的法理解析

特殊群体作为需要给予特殊帮助和保护的群体,其合法权益需要针对其特殊性给予：待别的保护。我国自古就有“矜老恤幼”的思想,且在法律制度中彰显其精神。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刑法领域中体现为刑罚制度的又明与进步。当今社会人权意识普遍提高,人道尊严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权利,刑罚人道主义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刑罚观。对特殊群体从宽处罚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和要求。刑罚人道主义不排斥刑罚个别化,在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上,体现为在定罪、量刑上要考虑其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通常在一定程     

不批准逮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在对逮捕之法律规定的三个条件的把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条件执行得较严格,而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要件则往往忽略,对“有逮捕必要”之审查方面。也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应通过取消公安机关撤回案件行为、统一不批准逮捕审查标准、扩大不批准逮捕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不批准逮捕的救济途径等举措对现行的不批准逮捕制度予以立法完善。     

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罪立法构想——兼议哄抢林木、毁坏林木行为的刑法性质

近年来,国家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仍普遍存在。群众聚众哄抢林木,故意毁坏林木,时有发生,致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在探寻此类行为的刑法性质时,发现以现行刑法规定的罪名来定罪处罚缺乏科学性。为完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非常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罪,以解决现存的司法困境。同时,应该阐明其犯罪构成,并规定在刑罚措施中增加一些恢复森林生态环境的非刑罚措施。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     

中国古代罪刑关系初探

罪刑法定主义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缺位使得罪刑关系极其不稳定,致使古代刑法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没有独立价值。罪刑法定主义的阙如导致重视刑罚种类、实施方式和效果,轻视定罪在刑法中的作用。由于古代刑法的身份性使其容易受到宗法、伦理等法外因素左右,导致不稳定的罪刑关系。罪刑关系呈现出较为独特的构造,报应观和礼法思想同时影响着刑罚权的行使,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共存关系,而是在共存的同时存在对抗和博弈。     

论刑罚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

刑罚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从人身危险性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看，在定罪领域把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的根据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是危险的。在刑罚裁量时，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不同情况考虑人身危险性因素，充分发挥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作用。     

对毒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的分析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对国家运用刑罚的意志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毒品犯罪量刑应该考虑几个基本情节 ,刑罚要公正 ,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公正与功利关系协调下的累犯制度

我国累犯制度是报应论与预防论一体化运行模式的产物,是公正与功利价值并取的体现。公正作为刑罚的首要价值应当得以优先性认可,与此同时,功利价值同样是刑罚不可偏废的存在,并且功利可以有限度地调节公正价值。刑罚一体化的价值兼顾是累犯制度内在的应有追求,“公正优先,功利调节”是累犯设置的正当根据及其完善的方向指引。遵照这一价值定位,累犯制度应当在立法规定与司法适用中对此作出积极回应,从而契合累犯制度设置的初衷,实现公正与功利之间的良性互动。     

量刑条文的结构与量刑假言推理

法院处理刑事案件,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定罪,二是量刑。量刑是在定罪的基础上,解决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弄期长短等问题。在量刑中必然用到量刑推理。在传统逻辑中,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三段论是审判工作进行推理和论证的基本形式”“审判工作主要任务是:一定罪,二量刑。相应地审判三段论也有定罪三段论和量刑三段论两种形式”。本文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刑法三段论第一格称为审判格,然而随着刑法条文从简单变为复杂,在审判工作     

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探析

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是导致其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的原因。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因之,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