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明代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古代较早开始探讨古体诗声律问题的批评家,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高(木秉)《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木秉)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棅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吏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勰“体乎经”的批评文体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体乎经",不是为了"励德树声"、"随仲尼而南行",而是为了"建言修辞"、"按辔文雅之场"。刘勰在"体"的层面征圣宗经,所看重的是先秦五经对于批评文体的意义;刘勰禀经而制《文心雕龙》,使得他的批评文本"体有六义"。刘勰对五经之体的尊崇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树立五经之体的"六艺"并标举其典雅和风骨,二是辨析体制(体裁)类别并归纳体貌(风格)特征。刘勰以"体乎经"为理论基础的立体辨体之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这一批评文体的创制,而且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书写与批评文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辨体的文学方法论

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辨体对于文学总集的编纂、文论体系的构建、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论争、文学创作的准则以及批评鉴赏的依据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     

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首先,关于辨体尊体论,朱熹提出了"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的辨体经典论断,这是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其次,在古书辨伪之辨体上,朱熹以此辨体批评方法来辨识古书真伪等,既有系统的辨体理论又有具体的辨体批评实践。他把辨体作为方法来辨伪的代表是《伪古文尚书》和《麻衣易说》。第三,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最后,在处理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范畴的态度和方法上,朱熹持辩证通达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正"。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屠隆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发展和突破

明代万历年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流弊日趋明显,加上晚明心学思潮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蓬勃发展,以及公安派对格调理论的猛烈攻击,七子派成员也不断地对格调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属于七子派成员“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诗歌评价标准、重视创作主体性、提倡诗歌风格多样性等方面,对七子派格调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钱钟书与林语堂散文的幽默品格及其文本差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时提倡幽默文风的文学大家钱钟书与林语堂，其幽默品格各有特色，前者重“理”，深得西方随笔的理趣，充满了学者式的思辨与博弈；后者重“情”，即情调，情趣，是对中国古典散文精神的继承，追求士大夫的闲适与雅趣，这与晚明“性灵文学”的渊源一脉相承。他们横移与纵向继承所形成的不同幽默风格及其文本差异，丰富了现代散文的内涵，对散文审美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高《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     

教育理论刊物要强化风格意识

教育理论刊物要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需要重视宏观的定位、内容的开掘和形式的凝铸。教育理论刊物一经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就需要有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协同努力 ,养成群体风格意识 ,使之贯穿于办刊全过程 ,在办刊全过程中把握风格、珍惜风格、发展风格     

沈德潜格调论诗及影响

明代提出的格调说,以唐人为其诗学圭臬,着眼于诗歌的气格声调,其艺术因素较为明显,而沈德潜则强化了伦理道德因素,意味着儒学对诗学的统摄与控制,这与清初期文化背景与沈氏个人经历与诗学趣味有关。     

徐渭本色论的内涵及对明后期戏曲创作的影响

本色论是徐渭戏曲理论的核心,本色论的两重涵义分别是主张作品的真实无伪和通俗易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文坛追求复古和华而不实的文风。他的两种杂剧作品《四声猿》和《歌代啸》很好地实践了这种理论主张,思想和艺术水准都达到明以来最高水平。在徐渭的戏曲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下,明晚期文坛掀起一股关于戏曲理论研究的热潮,戏曲创作也进入一个繁荣阶段。     

文章化与清代“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从明代后期开始,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将其所熟悉的文章理念和写法融进小说,使通俗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在理论建构、创作方法和鉴赏方式上都呈现浓厚的文章色彩,通俗小说出现文章化的发展态势。文章化促进了清代前中期"文章体"小说的形成,具体而言,小说理论建构的文章化奠定了"文章体"小说的理论基础,小说创作方法的文章化塑造了"文章体"小说的样式,小说鉴赏方式的文章化促进了"文章体"小说的传播。"文章体"小说的形成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必然结果,代表了雅化小说的最高水平。     

论新诗诗体建设的恶劣生态

新诗诗体定型难,新诗诗体建设难。中国的20世纪是以革命、战争为主旋律的动乱时代,新诗长期承载了过多的非诗功能,使新诗处在既生不逢时,又长于乱世的恶劣生态中,极少有进行唯美的文人诗体建设环境,诗体建设总是处在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极端中,最终成为一种发育不良的文体。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是一二十年代,是新诗诗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最能呈现出新诗诗体建设生态的恶劣。     

试论明代边疆史籍编纂体裁的新发展

明代边疆史籍内容丰富,体裁以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主。编年体边疆史籍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叙事方法在前朝基础上继续发展,在记载人物上则有所创新;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开始大量出现并发展变化,选材灵活多变,数量众多,叙事具有完整性,史论与纪事本末体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