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结构":一个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变迁史分析模型——以1927至1937年江西乡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

"弹性结构"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要害,革命、改良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两种基本动力,传统乡村社会变迁过程,实质上就是革命、改良与弹性结构互动的过程,在革命、改良的冲击之下,传统乡村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不易改变的"弹性"特点.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革命与改良的绩效."弹性结构"关乎乡村社会变迁的全局,它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弹性结构"分析模型是一个本土化的有效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变迁吏的分析模型.     

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

普遍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革命要改变的那个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它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深刻的变动;尽管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由于这种弹性的存在,其冲击效果十分有限。在革命进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内核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苏区社会内部,一俟条件成熟就会反弹;苏区革命失败后,随着国民党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进行,原有的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全面回复。事实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那个结构。     

从中心滑向边缘--论李锐《旧址》和《银城故事》对"革命"的文学性解读

革命作为用暴力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行为,既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破坏性、残酷性.在民间社会中,革命不断被边缘化.对民众的革命启蒙始终具有蒙蔽性,民众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含有朴素的意义,对革命的信仰表现出某种朦胧特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革命与改良是两种基本的道路,虽然不可否认革命的积极意义,但革命比起改良,对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破坏,改良的社会价值同样值得肯定.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一词恐怕是中国青年最为流行的话语。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革命尤其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幻想中国一举而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民国初年的强人暴政使得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也从崇拜革命转回到清末渐进改良的旧道。     

中共引领乡村革命与改造的"社会组织化"策略 ——基于1920—1950年代农民协会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建的历史分析

在引领乡村革命与改造的过程中,中共娴熟地运用了"社会组织化"策略,借以最大限度地延展自身的组织力量,实现重塑乡村社会的理想.所谓"社会组织化"策略,即是指借助多重机制和手段,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建立特定形式的群众性社会组织,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展开集体行动.在推进乡村革命方面,"社会组织化"策略的实践应用主要体现为农民协会的创建,而在推进乡村改造方面,"社会组织化"策略的实践应用又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二者的创建结果成功地帮助中共将农民普遍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堪称空前的乡村革命与改造,进而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主体而崛起的数量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既是乡村建设的政治参与者,又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这种新的角色,使他们既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拓展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威,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乡村社会中的既有传统。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基层参议员是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以参议会为主要制度基础,将乡村建设与民主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乡村改造和社会革命并举的乡村建设运动。     

农村权力结构的民主转型:动力与阻力

自1998年中国农村普遍推行村民直选以来,广东农村的治理结构开始了民主转型.这种民主转型所释放的能量正在战胜各种保守势力的抗拒.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成长起来的民间经济,是乡村民主发展的社会动力,依托于民间社会经济力量的乡村民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乡村民主的力量一旦登上直接选举的制度平台,就会按照自身逻辑重构农村权力结构.政府在搭建民主制度平台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主导作用,而民主的帷幕一旦拉开,主动权就会转移到表演者手中了.     

卢梭:自负与偏执的立法者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革命和乌托邦的幻想色彩.卢梭认为文明的缘起以及良好的人类制度取决于人的发明或设计:卢梭谴责任何形式的社会改良,主张并要求贤明的立法者在破坏一切的暴力革命基础上重建美好的社会。立法者的革命哲学是建立在否定传统和经验基础上的,这种自负的抽象化做法在其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中蜕变为扼杀个性和自由的极权主义。本文试就立法者的革命哲学产生社会效应的原因、理论根源及其蜕变为极权主义的缘由作了初步的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革命和乌托邦的幻想色彩。卢梭认为文明的缘起以及良好的人类制度取决于人的发明或设计:卢梭谴责任何形式的社会改良,主张并要求贤明的立法者在破坏一切的暴力革命基础上重建美好的社会。立法者的革命哲学是建立在否定传统和经验基础上的,这种自负的抽象化做法在其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中蜕变为扼杀个性和自由的极权主义。本文试就立法者的革命哲学产生社会效应的原因、理论根源及其蜕变为极权主义的缘由作了初步的探讨。     

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的社会原因分析

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化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高级发展阶段 ,是城市化区的整体发展形式 ,是后工业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内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区     

改良与革命两难间：梁启超参悟近代史发展规律——兼评自近代以来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近代社会客观地本能地同时存在两种需要、两种发展趋向,即改良与革命,它们是交织在一起是可以统一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反复,已经隐约感悟到上述的两种需要;但他更偏重于改良,对两种历史需要的理解有失偏颇.民初他主张在共和制下实行开明专制,无意间,已经找到了中国近代史两种需要的统一方式:先革命,在先进国体的外壳下,进行改良,实行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制度.在改良与革命的两难之间,梁启超已隐约参悟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革命与改良:清末社会变革的艰难抉择

清末中国社会面临革命与改良的艰难抉择。就革命而言，存在着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矛盾。然而改良之路也缺乏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在实践已初步证明改良之路行不通的背景下，民主革命无疑就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中国人民只能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救国之路。     

抗日战争前中共对华北乡村防卫力量的分析及策略——以山东为中心

在抗战前,中共对华北乡村社会的防卫组织、力量与武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针对其中不同的阶级与阶层提出了相应的斗争策略,并付诸实施,对于推动乡村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抗战前中共由于在华北乡村中力量薄弱,缺乏群众基础,且对乡村民众的革命理念宣传不力,因而仅仅试图通过突发式和革命式的手段将乡村防卫体系中的下层民众纳入革命的轨道之中,显然与预期的目标有相当差距.     

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权分化与阶级分化——毛泽东《寻乌调查》研究

毛泽东作于1930年的《寻乌调查》揭示了寻乌县的农民生活与农村经济状况,它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乡村调查之一,又是一个革命先驱者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认识,直接成为指导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所调查的寻乌个案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江西寻乌与浙江松阳石仓的对比研究发现,在传统时代,中国东南地区有着相似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国近代乡村的演变,是产业分化与人口分化这两种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基础之所以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就是因为乡村积聚了足够多的破坏性力量.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首先在乡村而不在城市,原因也在这里.以转移农村劳动力,发展城市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农村的颓败,却释放了乡村中的破坏性能量.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城乡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结构与秩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传统的“乡土中国”不断解体，“城乡中国”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新形态。城乡中国阶段新的城乡均衡关系逐步形成，农民自由进城和顺利返乡，形塑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工半耕”结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工半耕”结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阶层自主性，赋予了中国社会结构充分的弹性和韧性，维系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均衡。城乡中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保持稳定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     

"创造新文化 救活旧农村" --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

出于对大教育以及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独特体认,梁漱溟将国家落后归结为封建宗法伦理导致缺乏团体生活,防碍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把乡村民众教育作为改造中国社会重要途径,力图以文化教育包办社会进步.对此他提出改良现有体制采取政府机关与教育机关一体化方式,重视精神陶冶和成人教育,主张教育和社会紧密联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这对我们现今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当不无启示.     

从深刻的异化现实批判到营造虚幻的"自由社会主义"王国——评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

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批判深刻而有力,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异化存在的指责也不无道理,但是他由此提出"现代乌托邦革命",主张以精神、意识革命取代经济、政治革命以进入"自由社会主义"、实现人的本质存在,这种社会政治观却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它只能存在于马尔库塞的主观幻想中而永远无法付诸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