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陶渊明表面上祟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由于家世中的儒学和道教传统，他奉儒具有道教与儒学结合的特点。受道教实践精神影响，陶渊明融合三玄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新自然观”，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体致用，因用明体，将价值理想具体化为一种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藉以安顿生命，成就人格。其思想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新儒家同出一辙，故陈寅恪以“孤明先发”誉之。     

新朝儒学的转型：王莽的“崇儒用道”及其政治实践

西汉后期至新莽一世，儒学学术随社会发展与现实政治所需而变。王莽执政之后，其儒学政治赢得了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代汉立新以后，他依照儒经推进改制：一则建构儒经所述之理想世界；二则解决西汉后期以来现实政治之迫切所需。至新朝后期，困境频现，王莽及新朝儒生的高层遂援道家、神仙方术以救急，新朝儒学转型即体现为“崇儒用道”的变化，此时之“道”则呈现出与方术杂糅的状态，是原始道教的先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述及汉家文化传统对王莽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二，考证新朝习老学、神仙方术者，探索此一传统对儒生群体的影响；其三，研究王莽的“崇儒用道”的政治实践以及此际出现的儒学转型。     

论宋恕对理学的批判及其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恕利用儒学对国民深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并将儒学加以改造,以恢复儒学的经世实质；他更希望将西学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利用西学中的改革和民主思想,促进儒学的近代化,从而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他这一思想与当时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是一致的,皆为“中体西用”的模式。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及其特点

为了回应佛道之学的挑战、复兴儒学 ,王安石在批判、否定佛道空无学说的同时 ,提出了其道本体论 ,并力图由天及人 ,从道本体出发对儒家的纲常名教作出论证。但是其本体论建构的特点是以人法天而非天人合一 ,存在着天人二本的缺陷。相对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本体论建构的目标而言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是不成功的     

意境(境界)的生命内涵

从儒年到道家共同建构了中国古代最初形态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儒家完成了以现实生活为中心的建功立业这一永恒生命意义价值展示方式,道家完成了以精神自由为内容的以人合道这一永恒生命意义价值展示方式。进而进及“气．象”这一生命的艺术形式,其永恒性在于“象”的“自然性”与象”的”空灵性”的审美创造。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激情评判:“五四”激进派对儒学的态度

“五四”激进派对儒学及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称为“激情评判”。在“五四”特定的文化语境中 ,因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激进派”对儒学不能不采取“激情”的方式去评判 ,但又因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 ,使他们“激情评判”中不能不渗入理性的成分。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评儒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 :五四激进派评儒时所批判的并非儒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 ,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学———儒教 ;批判的锋芒并非指向古人 ,而是指向今人 ;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 ,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 ;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 ,而是抨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 ;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 ,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激情评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浅论儒家诗学对词学的影响

从词地位的提高、“兴观群怨”诗观对词的影响以及“温柔敦厚”的审美趋向三方面分析了在儒家诗学影响下的词学发展,说明儒家诗学这一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学进步的重要意义。     

论孔子与中华传统美德

孔子的思想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传统 ,继承孔子思想的精华 ,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现代＂儒商＂特征四议

在中国,＂儒商＂显然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的要义,首先不在一般的文化层面,而应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然而,用＂亦商亦儒＂作为＂儒商＂的衡量标准,显然有＂求全责备＂之嫌。＂儒商＂应该是指具有儒素的商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产生＂儒商＂。在现代社会,＂儒商＂有新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两个硬标准。     

韩国语中的儒家文化因子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一种语言记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韩国语通过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同时,韩国语也通过语言三要素中后两个要素,即韩国语的语汇和语法较多地体现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蕴含着中国儒家文化因子的韩国语值得我们在双语教学中关注,也值得我们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给予关注,更值得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交流时给予关注。     

论儒家和谐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仍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儒家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深入研究儒家和谐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将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     

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试论陆九渊与朱熹的诗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陆九渊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朱熹的诗则更多地表现理学为背景的天地之理,两者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造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     

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论孔子对异端思想的态度——兼与李泽厚先生商榷

春秋后期异于孔子的思想已经存在，孔子对异端，无论是在政治上、文艺上，还是在学术上、技艺上，都是坚决反对的。孔子的弟子、传人对异端思想更是力加排诋、甚于孔子的。荀传韩（非）李（斯），其对异端思想学说的攻击，直接导致两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由儒转化的程朱理学攻击佛学，也是不遗余力。因而，无论是孔子，还是其儒家学派，对异端思想都是不宽容的。     

遥远的梦想：罗隐对儒家传统思想的认同

罗隐思想的主要成分是儒家思想。他忠于唐王朝，提出明君论，注重朋友之间的同道相应。他的这种思想犹如遥远的梦想，但罗隐执著于其思想的实现，虽败犹荣，有着凤凰涅槃般的崇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