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儒家道统

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统自任的文士,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才又出来整顿儒学,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的《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道统论的提出,是为了排击佛老,反对藩镇     

"尊孔"与"释孔"的悖论——兼及韩愈与道统

儒学在释义与发展过程中遇到“尊孔”与“释孔”这样一对矛盾,形成各种学说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孔子而后,由谁接续道统,聚讼不休。这一状况结束于韩愈。韩愈梳理出一条明晰的道统:道统始于尧、舜,而后依次为: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然而韩愈提出道统,自己却未被续入道统。这是因为统治者只需要假儒学,不需要真儒学。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苏轼“道统”论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根据自己对儒学发展的理解排列了“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这样一条“道统”传承的谱系。苏轼本人还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积极投身于“斯文”的建设事业之中。苏轼“道统”论的提出建立在他对孟子心性儒学的信奉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关切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苏轼对儒道本质的看法——重视“士人”的内在修养并将儒道发扬光大。苏轼的“道统”论从侧面反映了唐宋两代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转折,它在儒学史上的意义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论皮日休、柳开的儒学与道统思想

皮日休与柳开均以道统作人自居，先后起而张扬儒家学说，阐发儒学的本质及思想核心，并开列出道统新谱系，其学术地位和历史价值不容忽略，而应引起关注。本文对此二人的儒学思想作了描述与剖析。     

赵秉文理学思想研究

赵秉文的理学思想主要包括道统论、道体论和明道论三个部分。道统论表明了赵秉文对儒学学术传承统续的理解,明显有调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倾向;道体论也即哲学本体论,是其对万事万物的根据的理解,也是道德实践的最高根据,具有内在的矛盾,即道与道德价值的分裂;明道论是赵秉文理学修养功夫论,是道德实践的具体步骤,有明显的教化作用。     

牟宗三论陈白沙心学评析

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建构新儒学道统时并没有给予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充分的肯定。牟宗三认为,陈白沙的体证工夫缺乏充分而笃实的践证,他对心体的体认流于玩弄光景,未能真正建立心学系统。刘宗周的儒学既继承了程颐、朱熹关于性体的理论精髓,又继承了陆九渊、王守仁关于心体的理论精髓,是新儒学道统的殿军。事实上,无论从师承关系上讲,还是从学派传承的内容与特征上讲,刘宗周都属于江门学派。陈白沙所构建的心体、道体体系经由湛若水、唐枢、许孚远依次传承至刘宗周、黄宗羲,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是濂洛正宗。牟宗三对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的定位失之偏颇。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世情、时序与学术: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探微

方回的理学观念,集中反映在他对儒学道统的承传谱系以及儒学的要义、精神品格的阐说上。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尊奉的是朱熹的意见,并认为这一儒学正脉是实现世道之治的根本;对于其他的各种异说,则不遗余力地加以驳斥。这种价值取向和他在特定时世境遇下的心态诉求及历史反思相关,更根源于其对儒学核心内涵的体认。他既将儒学视为心性修养之学,强调通过读书致知来涵养本心;又将儒学视为实学,突出其关乎人伦、切于当世之务的精神品格。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对于矫正其时之理学流弊,乃至澄清时人对儒学的误解,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核心话语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新儒家主要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框架下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核心话语。从内圣之学的角度看,他们着力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阐扬了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良知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境界论。从外王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化的积极价值,提出了儒家的新外王论,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他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性、仁、良知、内圣、外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良知坎陷等一系列创新性概念和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新儒学话语体系。     

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

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甚至讲道统。这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包括:不能站在普遍的立场上思考;脱离时代,脱离现实,问题陈旧;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等。现代新儒学的上述不足,正是我们在哲学的创新上需要克服之处。哲学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我们要善于学习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面对时代,把握现象,发现问题。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统的方式。     

回儒哲学对话探析——以王岱舆《正教真诠》等著作为考察点

王岱舆在构建回回宗教体系时将回回宗教的“数一”与理学的“太极”进行沟通,形成了与儒家相近或相通的宇宙生成论。在宗教思想基础上,他批评了儒学心性论上的分歧和理善气恶的观点。王岱舆对于儒家心(性)体气用的批评不一定都能成立,可是对于儒家“气禀”论中的偶然论、命定论色彩与其修养论相矛盾的观点却很有见地。从回儒交流的历史来看,在王岱舆以前回儒在哲学层面并没有进行过正面的碰撞或系统对话,之后两种文化的对话、融合不断展开并逐渐深入。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论蒲松龄的儒者情怀——以小说《聊斋志异·黄英》为中心的考察

身处明清社会的转型时期,受大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松龄认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儒＂是正统。《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在传统的菊花意象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新价值的赋予和消解过程中体现了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遵从。陶弟化菊,黄英不复业菊都表明,虽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最终都要由商回归儒,从中折射出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在这篇小说中蒲松龄还叙写了黄英与马子才之间理性掺杂其中的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作者在抒写爱情和婚姻之际,少了＂心学＂对个性的张扬,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温柔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