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江源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路径研究

针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在推进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以中国三江源区为例,提出了三江源区应充分发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正耦舍"效应,通过人口迁移与城镇建设相结合,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为核心,培育发展生态产业,以绿色化和生态保护为主线,走迁移一聚集型城乡一体新型生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三江源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就近城镇化模式研究

就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或城镇实现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城镇化和市民化。本文特别强调以地级市和县域为核心的就近城镇化,因为此种具备相当规模的就近城镇化与以往的小城镇相比,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人口、经济集约化优势、城镇聚集效应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所造成的诸多"城市病"。本文总结了就近城镇化的三种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二是强镇崛起带动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三是以地市为单位推进全域的城乡一体化和就近城镇化;还分析了三种模式的特点,也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就近城镇化中应特别关注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等问题。     

人口学界一本难得的好书——评《山东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

<正> 人口迁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迁移变动与人口的自然变动、人口的社会变动并称为人口三大变动.比较而言,在人口的三大变动中,人口迁移变动是研究得最薄弱的一个领域.国外的一些著名人口学家曾认为,人口迁移恰恰是人口学界需要深入研究而又迄今探索不够的领域.对中国的人口学者来说,人口迁移的研究尤其是一片亟待开垦的荒地.由路遇同志主编的《山东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一书的出版,应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基于太原市小店区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太原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大量流动,仅以小店区为例,迁移人口与城镇化的乡村与日俱增.受自然、社会等因素影响,不同地方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发展程度与模式不尽相同,而总趋势却一致.同时,农村人口迁移对村民收入结构、消费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文章通过选取人口、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的18项指标因子,构建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函数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兵团人口、经济和社会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研究表明:2003～2010年,兵团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城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城镇化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同时,兵团各个师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经济改革中三埠镇的人口迁移和流动问题分析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小城镇开放政策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了了解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关系,探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城镇化问题,我们于1985年4月到开平县三埠镇采取分层等距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了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调查.现根据我们调查取得的资料,对三埠镇的人口迁移和流动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农村人口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道路选择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村转移人口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力。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城镇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作为人口来源地的农村，其人口结构亦发生重大变化，必然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结构的变化会对未来的城镇化发展质量产生严重制约。因此，未来必须强化政策支持和公共引导，着力推进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汶川地震灾区受灾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人口迁移是人口分布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动,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经济、社会、环境被公认为人口迁移的三大驱动因素。本文以汶川大地震受灾区域为例,利用人口迁移推力拉力理论,揭示汶川地震灾区人口迁移的环境资源推力以及迁移人口面临的制度、经济、文化、生态、技能与社会困境,提出通过"规划引导、制度完善、政策扶持、技能提升"等四大途径引导受灾人口迁移,形成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人口分布格局。     

上海流动人口结构剖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执行,上海城市人口的迁移活动也随经济增长而日趋活跃。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若按人口迁移的最终结果和时间长短来划分,可以分为改变定居地点的永久性迁移和暂时寄居的临时性流动两大类。因此,人口迁移活动增长的结果,也就意味着永久性净迁入人口的增多和     

河南就近城镇化中的小城镇“空心化”风险及其化解

加快小城镇建设,是推进河南新型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与重要载体,是改变河南城镇化建设滞后和缓解城镇化发展失调等矛盾的重要途径。目前,河南小城镇发展出现了日趋严重的"空心化"问题,如人口和产业"空心化"、聚集效应不足、就近城镇化乏力等,它不仅会降低资源利用效率、造成严重浪费,还会影响家庭完整、扭曲家庭关系,甚至可能使城镇化跑偏沦为"半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面临的重大风险。小城镇"空心化"问题的出现,是我国长期推行城乡有别的体制机制、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固化、优先发展工业与城镇特别是大中城镇导致大中小城镇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失衡以及生产力布局和利益分配失衡的结果,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遭遇二元体制阻滞的扭曲体现。要化解小城镇"空心化"风险,必须抓住就近城镇化的核心即人的城镇化,通过得力措施,切实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测算与强度分析

人口迁移是人口流动性和社会活跃度的主要标志 ,但现有的户籍迁移统计和人口普查所获得的迁移数据与中国人口迁移的实际水平有较明显的差距。在建立漏报率估算的计量经济与线性拟合模型的基础上所取得的 1 95 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年度迁移规模和迁移强度的时间系列数据显示 ,中国人口迁移强度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流动性特征 ,这一特征与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同步形成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低度流动性趋势有相似之处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活跃程度迅速提高 ,实际迁移强度已经达到 5 0年来的高点 ,正在接近发达国家 1 980年代初的低端水平。     

中国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城市化

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是当代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它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人口自然增长问题。一定国家、一定地区的人口迁移政策对其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在中国显得尤为明显。本文将从分析中国人口迁移政策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背景条件出发,着重论述中国现行人口迁移政策对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和人口迁移政策的调整和转变问题。     

近年来跨地带人口迁移对东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跨地带人口迁移活动日益频繁,而东部地带凭借其自然的、经济的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地带迁移人口,并形成了独特的人口迁移特点,同时跨地带人口迁移对东部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历程可分为"规模扩张"的传统城镇化阶段和"质量提升"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到十八大之前的传统城镇化,在推动城镇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土地财政快速扩张、资源低效利用与环境污染等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是高效、包容、绿色的城镇化,本质是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化质量。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在实践中取得积极进展,成为拉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

目前我国城镇化研究多关注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从新增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认识,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发现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之后,由城镇地域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占据很大比重,而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较低,且持续下降。未来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代替通过"撤村并居"扩大城市面积,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对此,应推动城镇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降低居住市民化成本,实现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有效结合。     

人口省际迁移及迁移政策的探讨

一、人口迁移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基础。人口迁移与流动和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一样,同属支配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人口数量、质量在地域空间的分布状况,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它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与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自然灾害等。其中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人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过不同     

新型城镇化遭遇的现实瓶颈及其突破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不仅是城镇物理外观的变化,更是人与社会的深刻变化,在现实中难免遭遇到思想观念、城镇户籍、建设用地等各种瓶颈。为了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树立人本理念,从重空间城镇化向重人口城镇化转变;完善户籍制度,实现城镇公共服务惠及农业转移人口;科学制定规划,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功能与使用效率;优化城镇形态,增强城镇与农业转移人口需求的适应性;改革财税体制,为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动力;培育开放包容精神,促使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

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如何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层面回应这一新的变化,不仅事关2.5亿流动人口的福祉,也直接决定了城镇化进程中各项改革的成败。基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研究探讨了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迁移序列、迁移轨迹和主要特点,发现完整家庭式流动已经成为我国核心家庭流动的主导模式;在无法实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前提下,家庭迁移呈现出先夫妻、后子女的序列;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程度受到迁移距离和迁入地生活成本的影响等特征。人口流动的家庭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福利,同时也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亟需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环境,以促进发展的共享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浅议依靠乡镇企业发展我区小城镇

中国未来城镇化是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根本方向的,而这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变目前暂时性的农业剩余人口流动为有序、平稳的人口迁移,让部分已实现职业转移的农村非农劳动者进入城镇,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国际经验又告诫我们,市场经济愈发展,愈要重视城镇经济发展,重视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然而,究竟目前我区怎样实现城镇化?在此拟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我区的实际,探讨提出依靠乡镇企业发展我区小城镇这条可行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