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从蜀人对诸葛亮认识的转变看“郭冲五事”真伪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有郭冲所述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事,裴松之认为五事皆为妄说,逐一驳斥。就刑法峻急一事而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备初入蜀地,诸葛亮使用严刑峻法治蜀,加之连年征战,蜀地人民的确苦不堪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已有所调整,蜀人对诸葛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宜用后来善政的评价否认之前的严苛。蜀人相贺一事也反映出蜀人对蜀汉集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同样不宜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随着蜀汉统治政策的调整,蜀人对蜀汉集团及代表者诸葛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郭冲所述五事之一、四、五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宜轻易否定。     

蜀汉钱币探微--以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为例

本文以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为例,结合近年来蜀汉钱币的考古发现和有关的文献记载,认识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蜀汉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蜀与魏、吴二国的经济关系.     

蜀汉重庆人口考

考蜀汉时期重庆人口,由于《三国志》阙“地理志”,无直接材料可作依据,只能凭间接材料。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中之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重庆人口为户１９９ ６５０、口６８９ ７００。     

“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刘备去世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可称为＂后刘备时代＂。以刘备精神内化作为政治动力、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旗帜,体现了＂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的基本特征。刘备去世后给蜀汉政权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鉴于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于规划先霸业政权继而指向王业政权的蜀汉政权开辟道路的最高战略纲领——《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成为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

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广元昭化相继发现了古蜀国古城,这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成都县、成都城的出现是在秦灭古蜀后的公元前311年后"(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然在"成都"的50公里外已有三星堆大城,还有必要在这并不适合建都城的地方再劳神费力地去建大城吗?     

论“竹枝词”

巴渝辞——竹枝词 “巴”有着悠久的历史。殷墟甲骨文就有五片说到“巴方”。“巴”和中原华夏族很早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壮举,《华阳国志·巴志》说“巴、蜀往焉”。这是完全可能的。巴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华阳国志》又说:“周武王代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巴人的艺术才能曾经在战     

马超“督临沮”和“北督临沮”地理位置考辨

马超是蜀汉前期的重要将领,《三国志》记载他曾"督临沮",其都督地位于荆州南郡的临沮县,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北督临沮"位置则应是在雍州武都郡的沮县,蜀汉政权之所以改变马超的督区,首先是为了扼守北通汉中的军事要道——阳平关,其次是能够保障供给,从而实现攻略曹魏陇右地区的战略计划,最后还可以缓解蜀汉内部矛盾,平衡政权中复杂的政治局面。     

诸葛亮为何“叹息痛恨于桓、灵”？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他在公元227年（建兴五年）出师伐魏,临行写下给蜀汉后主刘禅的表章。文中殷殷劝勉后主继承先帝刘备遗志,亲近贤臣,疏远小人,推荐在朝的忠贤之臣,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心和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文章字字出自肺腑,感情自然纯真,陈辞恳切周详。虽然阿斗不堪造就,但留下了这一千古名篇,为后世所推重。     

蜀汉“以攻代守”战略探析

运用《孙子兵法》等经典军事理论,分析蜀汉"以攻代守"战略的哲学依据、战略动因、实施过程和结果,并得出启示。"以攻代守"战略涵盖攻守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逻辑,其中"攻"是手段,"守"既是目的也是前提。蜀汉采取这一战略,基于防守上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及战争潜力与魏国存在巨大差距的客观现实,因此为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以攻代守。在实施过程中,诸葛亮用兵更为灵活和稳重,起到了积极效果;姜维北伐战略则大胆冒进,前期有所建树,后期则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刘禅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吗？

刘禅，刘备之子，于刘备去世后继位成为蜀国皇帝。诸葛亮等贤臣相继去世后，蜀国逐渐衰败。后魏国大举伐蜀，刘禅投降。刘禅被俘虏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     

论蜀汉南中变乱中的势力均衡问题

南中变乱的性质并非是简单的反蜀叛乱,而是"叛"与"乱"的结合,即民族冲突、反蜀动乱、割据叛乱、动荡战乱相交织的复杂事件。反蜀的高定、雍闿、朱褒等势力并未协同行动,而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南中五郡在此次变乱中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这是蜀汉中央、地方官吏、大姓、夷帅、孙吴五大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是南中变乱的内因。蜀汉前期旨在直接统治南中各郡所进行的内郡化尝试,则是变乱的外因。刘备病亡是南中变乱全面爆发的导火线。     

蜀汉永安都督考

蜀汉永安都督设于蜀吴边境上的战略要地-永安,先后出任蜀汉永安都督的有李严、陈到、宗预、阎宇、罗宪.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而是纯粹的军事长官;由于他们的职责是防御来自永安下游的入侵势力,亦即吴的西陵驻军,因此永安都督的辖区只有巴东一郡.     

蜀汉屯田考

魏、蜀、吴三国均行屯田,因蜀汉特殊的地理与军事形势,故其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衰败最快,直接目的是打破运粮瓶颈。蜀汉屯田以军屯为绝对主流,在汉中及其他地方似存在民屯踪迹。屯田前期由诸葛亮主管,后期则主要由姜维负责,但由于内忧外患,屯田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蜀汉也终至覆亡。本文对蜀汉屯田这一史实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结论可丰富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浅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关公剧”

在"元剧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之杂剧创作中,以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剧目如《单刀会》、《西蜀梦》等"关公剧",充分反映出宋、元以降,社会上普遍存在关公崇拜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并以现实主义笔法,鲜明地展示出"华夷之辨"之主题倾向,在艺术表现上则以通俗、生动见长,有"曲尽人情"之妙。     

蜀汉政局与魏延之死

提及魏延之死,多数学者认为系杨仪奉诸葛亮之命,使马岱斩魏延。诚然,魏延之死与诸葛亮、杨仪以及马岱不无关系,然而杀魏延者,尚有费祎。虑及蜀汉国运的费祎,为确保自己能与蒋琬秉承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顺利掌权蜀汉以求平稳发展,分别翦除对其乃至对蜀汉政局稳定构成威胁的魏延与杨仪。对手既已消亡,费祎终得与蒋琬先后奉行诸葛遗志,萧规曹随经营国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国乱世发展与自保达数十载。     

三国时期蜀汉地方武装叛乱探究

自刘备集团入蜀至蜀汉亡国,蜀汉统治区域内南部的南蛮之患,西北部的羌、氐进犯,以及州郡贼盗起事、武将举兵反叛。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叛乱此消彼长,即使是在陈寿评价以治戎为长的诸葛亮治蜀期间,依然未曾断绝。从这些武装力量活动的次数上来看,南中地区最为频发,但政权北部地区亦不少,南北部地区在不同时期有显著不同,叛乱中心自南向北转移。这既是因为受到整个时局的影响,也与国家政策的执行有关。此外与同时期割据一方的孙吴政权所面临的地方武装叛乱亦有许多可比之处。凡此种种,有助于进一步展开对三国历史的探究。     

从荆州之争中蛮夷“拥刘”看蜀汉民族政策的成效

三国时期蜀汉实行的民族政策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在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武陵蛮夷部落,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倾向,为蜀汉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蜀汉之所以能够赢得各少数民族的鼎力支持,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改变了过去单纯杀戮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了以"和""抚"为基本原则的民族策略;而且消除歧视行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格和文化习俗,采取了汉夷两级官吏共同管理地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蜀汉后期汉中军事防务及“敛兵聚谷”刍议———兼谈对姜维的评价

蜀汉后期,姜维对汉中的军事部署采取了较大的变革,即历史上称之为“敛兵聚谷”者。对此,史家多有指责,甚至有的据此而论道:“姜维之亡蜀也”(宋·郭允蹈《蜀鉴》)。对姜维此举,究竟如何认识,似有探讨之必要。 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载:“景耀元年,维……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初,先主留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