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看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萌芽

我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虽然正式确立于夏商周时代，但在更早的神话时代已能看到它的萌芽。君主专制主义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政治生活领域里君主独裁的政治统治，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其个人意志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政治上独断专行；二是指意识形态领域里宣扬君权神授，君权至上，君主是全国最高主宰，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的命令。高度君主专制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上古政治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前国家时期已经萌芽的个人专制权力，在进入早期国家以后就演变为完全不受制约的皇权专政”。门俪早期的个人专制权力…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内在冲突

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内在冲突张星久儒家思想的现实精神与乌托邦性格，使之与君主专制既结合又存在着深刻的竖张、摩擦与冲突，从而造成了对专制君主的某种内在的制约调节机制。有关儒家思想与君权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摩擦问题，目前已有不少论著...     

抑君权张绅权:谈《明夷待访录》政治思想——兼与黄忠晶教授商榷

目前学术界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解读大多从民本思想的极限或民主思想的启蒙入手。通过解读《明夷待访录》以及相关文献后发现,黄宗羲实际上是一位坚定的反君主专制者。他设计了诸多政治制度旨在制约专制君主:恢复丞相制度、立法制度、学校制度以及央地关系制度。从这些制度设计背后可以看到,黄宗羲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抬高绅权来制约君主的专制皇权。通过与既有文献的讨论得出黄氏并不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夏商两朝不是奴隶社会,而是王权专制的雏形氏族部落国家;中国的封建社会,应从西周起到战国末为止,秦统一后,秦始皇全面开创了皇权专制的政体,打破封建壁垒,这对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所以两千余年的皇权制社会应叫它皇权社会,而不应称之谓封建社会.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新论

嫡长制继承制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对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有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儒家思想的家族本位观念和最低政治目标,因而被视为专制时代皇位继承制度基本的和理想的形式,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卡里斯玛”合法性。然而,这种非智能型选择方式又会直接导致君主的权力与实际政治能力之间的脱节与矛盾,从而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发育成长以及专制政体的内部矛盾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新论

嫡长制继承制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对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有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儒家思想的家族本位观念和最低政治目标，因而被视为专制时代皇位继承制度基本的和理想的形式，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卡里斯玛”合法性。然而，这种非智能型选择方式又会直接导致君主的权力与实际政治能力之间的脱节与矛盾，从而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发育成长以及专制政体的内部矛盾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论《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

巴金在他的代表作《家》中为我们讲诉了高家悲欢离合的历史,刻画了许多性格各异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对人,尤其是对那些柔弱而善良的女子的束缚和毒害。文章从鸣凤、梅、瑞珏和琴等几个典型人物形象入手,分析了《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及悲剧的根源。文中认为这些女性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封建的专制和礼教及封建的奴化教育所造成的。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明代传奉官研究

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于金陵建立明朝,累世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在历史上产生了。朱元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效法汉唐,继于宋元,开天辟地,自成一统。中央废丞相,设内阁;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集决策大权于一身。丞相用人大权也被剥夺殆尽,吏、兵二部虽然管理大小官员的任用,但仅能掌握中下层官员的管理任用,更使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中叶以后吏部这仅有的权力也遭受到挑战,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而非经过正常的吏部铨选的传奉官的出现就是其特点之一。     

试论唐中央行政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察机构的授权主体由皇帝逐步转向宰相.宰相利用制度监督监察机构,利用职权打击监察官员,并通过争夺监察官员的任免权,控制监察机构.从而削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力.     

韩非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

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使韩非将政治的希望最终全部寄托在专制君主的专断和“圣明”之上,其法、术、势思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苛酷专断及与之相一致的人的工具化、手段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韩非思想的现实结果。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祜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桔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担＂-5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斯宾诺莎论民主与专制

斯宾诺莎认为,民主政体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他将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在目的、手段等方面作了比较,并对服从、平民群众参政等问题作了辨析。其中有不少准确精辟的分析和论述,而在个别问题上也存在着因偏见而导致的败笔。     

中西方古代政府理念比较

中西方古代存在不同的政府理念。在政府起源方面,中国认为政府是君王“受命于天”而设立的,西方则认为政府是人们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在对权力性质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政府权力只能是“君主独制”,西方认为权力具有“公共性”;在制约权力方面,中国主张以君主的内在修身为主、以外在约束为辅,西方则主张以权力制衡为主;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而西方认为统治者是“民选执政官”;在对政府官员的认知方面,中国认为官吏就是“事君之臣”,西方认为是“公职人员”;在对政府的管理对象的认知上,中国认为老百姓是天子之民,西方认为老百姓就是国家的公民。     

中兴名臣,一代儒相——刘健生平事迹述评

明自英宗以后 ,王朝每况愈下。独有弘治一世 ,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 ,堪称“中兴之世”。是时涌现一大批良臣贤相 ,刘健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为内阁首辅当朝八年 ,辅佐弘治皇帝革除弊政 ,励精图治。其为人正直 ,敢于犯颜直谏 ,被弘治视为心腹临终托孤。作为顾命大臣 ,刘健对荒戏的武宗极力匡扶 ,屡次上疏极谏。最后去权阉不成 ,忿然请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