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报刊舆论的兴起及影响——以《申报》与"杨乃武案"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一种报刊舆论之声开始形成。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报道,近代报刊有效地发挥了媒体舆论的监督、影响功能。《申报》对“杨乃武案”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申报》与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舆论动员

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事业起步于1880年代,这是此前诸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舆论动员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诞生于1870年代初的《申报》就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进行了舆论动员。在1870年代,《申报》舆论动员的形式包括对铁路问题的一般性新闻报道,开展铁路利弊问题的专题辩论,发表连续的铁路专题论说,结合时事评说铁路问题。而就舆论动员的内容来说,有对发生在中国的相关铁路活动的报道,有直接对铁路利益的宣传,还有对国外铁路建设动态的引介。《申报》的舆论动员,使人们对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创设了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舆论环境,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奠定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公共舆论”的形成与文学变革

不少研究者将清末民初由报刊、出版等传媒力量所形成的“公共舆论”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混淆 ,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在厘清这一错误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众传媒在近代发展的基本形态、文学“公共舆论”的作用、学会社团的公共性等几个方面的分析 ,探讨了影响近代社会变革的传媒力量———“公共舆论”的特点以及它对文学变革、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和作用     

公众舆论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冲击与挑战——以片马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报刊媒介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大规模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边疆危机事件的舆论影响,清政府逐步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涉及内政、外交和军事的相关内容进行管控。但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的信息治理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以1910年英兵侵占片马为例,消息传出后,《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分别从时空维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应对、民众的参与等方面,对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和追踪报道,构成了"片马事件"的叙事要素,扩大了片马事件的社会影响。为消解舆论压力,清政府采取了诸如严控信息源、禁止报刊登载片马交涉信息以及取缔民众抵制英货活动等防堵措施。然而,注重"防堵"忽略"疏导",使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     

《申报》早期“竹枝词”刊载与清末上海大众文化消费

早期《申报》刊载了大量的竹枝词,它们以通俗平直的风格描述了上海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娱乐生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申报》早期大量刊载竹枝词,一则可以看出《申报》早期内容编排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趋势,同时也全面理解清末当时上海报刊文化消费的好奇性和民俗性。     

重访历史与关照现实——《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评介

《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从清末的新军失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报刊舆论失控、民众运动、财政危机、教化危机等方面对清政府的危机应对进行考察,加深了对清末社会复杂性的理解。该著立足政府视角阐述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偶然因素",呈现出新颖的研究取向、敏锐的问题意识、充分的学术对话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等特点。其着力探讨清末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优劣得失,得出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邮电基础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体现在报刊发行量、舆论界自身定位、受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等多个方面,至于形成这一现象的邮电基础,主要在于邮政、电政等事业的发展。其中邮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邮政各局数目、邮件数、邮政汇兑量、包裹数的增加;电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电政局盈利、收发国内报次数、收发国内报字数的增加,以及电话事业的推进。铁路航运也是影响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因素之一。清末邮电通信事业的大力发展,以及铁路航运的进步,为报刊新闻传输速度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推动了舆论的放大效应。     

清末成都报刊的发展:1898─1911

报刊是社会的窗口 ,老报刊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从 1898年创办《蜀报》至 1911年底 ,在成都先后共出现过 4 8份报刊。本文概述了清末成都报刊的发展 ,分析了清末报刊呈现出的诸多特点。     

从《申报》中关键词的词频论清末政治

借助《申报》数据库全文检索1872-1911年间我国政治方面的关键词的词频,是验证学界有关清末我国政治定见的有效路径。具体来说,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比之"民权"更经常被提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派在20世纪才为国内舆论较多关注;清末推行预备立宪缺乏舆论准备,操之过急。在国家存亡方面,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影响巨大;甲午战争的影响不容高估;1905年是清末的关键年。     

从《申报》小说征文广告效应看清末报刊转型

《申报》在1877年至1904年间就先后开展了三次小说征文广告活动。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清末报刊转型对小说征文广告效应的影响,表现在清末报刊由开启民智和政治宣传的受众引导,转向满足和迎合受众阅读消费心理,引起小说认识度不断提高,参与小说创作的作者群不断扩大,使得报刊小说征文广告的效应不断强化——小说征文作者队伍扩大,小说创作数量剧增,小说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临城劫车案的报刊舆论研究

临城劫车案的突然爆发引起了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各界爱国知识分子以报刊为主要阵地,对临城劫车案进行了系统的报道、宣传与分析,并以时评、杂论的形式鼓舞民众的反抗精神。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报刊舆论极力批判北京政府派系斗争不已、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的政治状态,并就如何治匪深入探讨,以贡献方案来干预国家政治,为国家稳定和人民疾苦而疾呼。与此同时,报刊舆论还针对列强铁路国际共管的方案、各种惩罚和赔款要求,及其觊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野心进行强烈地谴责。通过临案可以窥探,报刊舆论在中国内政和外交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增强。     

白话报刊与晚清公共舆论

晚清白话报刊呈现出了诸多现代报纸的特性,它通过在报刊上普及使用"下里巴人"般的通俗式话语方式对传统社会的特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为社会民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舆论表达空间.在独立性的支撑下,摆脱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充分调动报刊的知情权和表达权,重新建构起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对国家政府的监督,为晚清社会的公共舆论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清末中国的边疆危机与舆论应对研究

清朝末年,中国边疆危机丛生。为应对危机,公共舆论界藉公共舆论为利器,及时报道了各类危机发展态势,提出诸多颇具建树的应对方略。在公共舆论催生下,清廷通过施行各类新政去应对边疆危机。针对此等尝试,公共舆论界亦进行了及时报道和宣传。而当清廷统治即将崩溃、边疆局势却急速恶化之时,公共舆论界又对清廷与地方当局应对危机不力、行政腐败等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清末新闻传媒围绕边疆危机的以上报道乃至批评指责,均属特殊环境下公共舆论应对边疆危机的重要内容,展示了清末时人藉公共舆论为利器,抵御边疆危机、固我边圉的爱国情怀。     

梁启超与中国舆论观的嬗变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报人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新闻舆论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舆论观嬗变的端绪,影响了中国近代舆论观的变迁。回顾中国近代舆论观的演变过程,可以透视梁启超舆论现的历史地位与其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     

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报刊的有利条件，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向各地各界民众开展舆论宣传，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这一波舆论攻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远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心的天平开始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时务报》与官方话语权的控制

《时务报》是维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官方在《时务报》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对《时务报》的襄助为其赢得发展机遇,汪梁之争促使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官办《时务报》,开创了官方"管制"报刊的模式。戊戌政变后,后党掌握舆论主导权,清廷停办《时务报》,对其他报刊进行"规范化"管理。官方对《时务报》的管控,体现了清廷对政论报刊的重视与防范。     

《申报》与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起步

舆论动员是中国红十字事业起步的先决条件。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申报》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起步作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就舆论动员的内容来说,既有对发生在中国的相关红十字活动的报道,也有对红十字会知识的系统介绍和对时人对红十字事业认知偏见的辩驳,更有对兴办红十字事业利益的直接宣传和对红十字条约章程的引介。《申报》的舆论动员,使人们对红十字事业起步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必要性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创设了红十字事业起步的舆论环境,并在思想和实践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遍及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是中国红十字事业起步的驱动力,《申报》则为这场事业搭建了大众参与的平台。     

《福建农工商官报》与清末新政初探

《福建农工商官报》是福建推行新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作为清末新政的舆论阵地,它以报刊这种特殊形式,客观地反映和贯彻了清末新政时期福建的农工商政策,一度在福建农工商业发展中起到领航作用;见证了近代福建"以农为本,工尽其事,商尽其交通运输之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产生、发展、报道内容、经营方式乃至最后凋零都与清末新政有着千丝万缕,戚息相关的关系。对此课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再现福建农、工、商业近代化进程。     

传播实践的转向与舆论思想的演进——论孙中山舆论传播观的形成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肩负着宣传革命和共和主张、引导舆论的重任,以聚四万万人之力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从上书论政、积极投稿到办报以开风气,从最初的倚重革命演说到逐步倚重报刊宣传并结合演讲的传播实践,孙中山逐步形成了有关演说、报刊的舆论传播思想和引导舆论、保障言论自由等舆论观点,并以此指导和推动着民主革命的进程和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     

舆论传播与五四学生运动——以五四时期《京报》为中心

报刊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而且能够引导、组织、制造舆论,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群体既富热忱和变革理想,又具有新知,他们最先与舆论媒介结合,唤醒国民,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与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舆论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绪,同时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