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的决定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

应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中国各省域的能源消费行为、决定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显示,我国各个省域的能源需求主要由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决定,价格机制在调控能源需求方面还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应用空间滞后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和空间误差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对区域能源消费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检验证实:邻近区域的能源消费行为未能影响到本地区的能源消费,但能源利用效率等被忽略的因素对邻近区域的能源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     

空间溢出视角下工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使工业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未来如何发展工业经济是关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探究南、北方以往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趋势对疫情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用2004—2019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和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地理矩阵,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检验工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南、北方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山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均显著;与山东省不同,广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工业经济发展对两省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即工业经济发展越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     

工业智能化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3—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空间杜宾以及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效果与非线性特征。研究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果,即工业智能化不仅对本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工业智能化对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工业智能化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空间集聚、技术创新与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FE-Ⅳ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技术创新作用的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集聚影响增长的理论机制,构建了空间经济增长的群峰型周期结构框架,从理论上统一了"倒U形""U形"曲线关系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随后,在利用空间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和空间集中度指数（CR2）定量测度中国25省1990-2013年省域经济空间集聚程度的基础上,借助能同时处理个体效应和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时,空间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关系;而当创新水平提高和其他控制因素改善时,这一"倒U形"曲线则会向右上位移,不断拓展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上限,形成一种周期性群峰结构;而实际的经济集聚程度则影响区域增长在上限范围内的具体位置,且达致最高增长水平的最优经济集聚程度与创新水平呈正比,过高或过低的集聚程度都不利于增长。     

市场结构、技术差距与企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基于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间关系的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结构和技术差距是影响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市场结构作用下,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效应呈倒U型关系,而研发投入、技术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能显著提高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差距与技术人力资本结合未能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扩散。此外,国有企业对"三资"企业具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三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有限。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环境污染影响机理分析

本文以1997—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产出密度模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试图从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角度剖析经济集聚、能源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同时对比分析经济集聚水平对不同地区环境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1)污染物排放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从全国层面来看,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间呈现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能源强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较弱的"倒U型"曲线关系;(3)不同地理区位下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两者在东部地区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再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通过计算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指数,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GDP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城市GDP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地区金融发展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区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劳动力投入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1     

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1999-2014年福建省县域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空间关联分析结果显示,福建省县域经济全局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且相关性呈不断增大趋势,局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福建省县域经济存在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已经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2001-2014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莫兰指数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表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溢出效应;但对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存在要素竞争.     

“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了"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铁路与等级较高的公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为74.77%;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9.0704%;铁路、高速公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着显著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增长路径识别：直接影响与溢出效应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粮食生产水平的直接体现,识别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增长路径是实现粮食增产的关键。利用1990-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核算各省(市/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根据拓展的Solow理论模型,构建空间杜宾(Durbin)计量模型测算各因素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溢出效应是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的主导。其中,城市化水平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农业灾害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农民教育水平与人均耕地规模则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由此提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养职业农民、设立粮食功能主产区、加强财政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对粮食种植的支持等建议。     

水运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门槛特征及解释研究

水运作为工业化中后期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江苏省2000—2016年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水运投资和工业经济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水运投资对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分别于2006年、2011年通过了门槛临界点;水运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效应在2006年、2011年门槛发生前后的增加值略小于门槛前后水运投资弹性系数变化值,表明溢出效应是门槛特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水运投资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影响地区间的工业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31个省市区1997-2018年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呈现"U"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性,农业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我国非粮食主产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高于全国水平;粮食主产区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但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为负,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实施差异化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等政策措施.     

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识别与分析

本文将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极化涓滴效应运用到能源经济学领域,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是否存在空间交互效应进行收敛性和莫兰指数检验,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分析工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轨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H-H集聚和L-L集聚的特征明显,样本期以来工业能源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渐趋稳定;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同样的指标在不同的区域作用轨迹不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兼容性将进一步增强,提升工业能源效率除了经济自身的内在动力外,还应注意工业节能目标的确定应该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各省的节能目标和节能约束监管应该是一个逆向的组合;在不同区域的工业节能政策组合设计上,要考虑发展阶段、增长模式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景区溢出效应:基于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为了应对旅游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行业组织致力于开展区域旅游合作。利用我国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98个城市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景区溢出效应——即特定地区的旅游接待量如何关联于邻近地区的景区供给,结果表明:景区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景区(包括自然、人文与人造景区)中,自然景区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景区溢出效应的有效距离获得确认。基于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证实上述结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