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何以可能：从康德到阿多诺的自由观

康德的自由观建立在其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康德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自由。康德悬置了自由和因果性的矛盾,而没有解决这个矛盾。阿多诺通过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阐述了自己的否定性的自由观。阿多诺批判了康德对二律背反的态度,同时指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社会起源,并认为践行康德自由的主体乃是理性主体,自由中包含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从而使自由陷入困境。阿多诺针对肯定自由概念的疑难,提出了一种“否定性”的自由概念,提出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否定。但是,阿多诺的否定难以触及真实的现实领域,他对不自由的批判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要真正达到人的自由,只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人们改造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     

康德何以步安瑟尔谟的后尘?

安瑟尔谟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曾给予其彻底的批判。但康德在伦理学中，同样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至善概念，并由此推论出了上帝的存在。这种逻辑错误的重复既说明了康德本人在上帝存在问题上的宗教态度，也说明了以理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之不可能     

论康德对卢梭自由观的批判

康德的自由思想源于卢梭 ,却又不同于卢梭。康德认为卢梭在内在自由领域内放弃了自由的自主性质 ,将自由归结为自然 ,视情感性的良心为自由的原则。康德将自由视为理性为自身设定的理想 ,自由的原则乃是理性所颁布的先天道德律。从二人自由观的差异可见 ,康德在批判卢梭自由观的基础上 ,不仅挽救了自由的自主性质 ,而且还从多个方面阐发了自由的这一根本性质 ,从而完成了对卢梭自由观的批判。     

试析康德由道德哲学向宗教信仰的过渡

康德的宗教观与他的道德哲学直接相关,同时与他的理性批判哲学体系一脉相承.上帝在理论理性中作为超验的理念具有消极的意义,而在实践理性中却是必要的悬设.因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寻求自然的幸福与自由的道德相结合的至善,同时又会因为不合理的自然欲望而产生恶,因此需要超越于人之上的完满的上帝来作为至善的化身和公正的裁判者.康德正是出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导向对上帝的信仰,并从实践理性出发来论证宗教何以能够存在以及应该怎样存在的问题.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王弼的体无自由观和康德的先验自由观

王弼和康德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对整体世界进行"本体"和"现象"的二重划分,以"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来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尽管二者对于"本体"和"现象"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在人的自由问题上,他们一致认为人因其单纯的现象性而不自由,因其本体性而自由。在王弼那里,自由就是"体无",以无统有。在康德那里,自由是实践理性中的先验存在,自由就是自律。至于作为公设存在的"圣人无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则是人实现自由的外在引导和保障。进而,二者又从"人"的自由,过渡到"国"的自由,力图建立一个自由之国。     

理性的实践特征和自由地位的转变——康德的自由理念探析

自由的理念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首先应该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和消极的,它作为纯粹理性的关怀对象总是与理性存在的纯粹形式保持同一,并成为获取一切普遍性原则的前提;其次,作为理念的自由又一定是积极的,自由地位的转变源于理性存在的实践特点,实践的理性通过意志的行为将自由的规定加以实现;此外,自由的不同地位并不是对自由理念同一性的改变,它所凸现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必然要求,即人的"中心地位"在于真正实现了智性规定与经验对象的联系统一。     

康德认识论及伦理学视角下的"形式"和"质料"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的,无论是在理论理性领域还是在实践理性领域,理性都起着支撑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康德通过以想象力为中介的知性范畴将先天认识形式与经验质料结合起来,形成了可靠的知识.而在道德领域中,康德通过理性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规定彰显出了人的自由性,道德律是一种普遍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通过人的行为落实到经验世界中去.康德最后通过上帝的悬设保证了德福一致,从而使形式和质料能够实现最高的结合,这也代表了康德对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信心和关切.     

自然的道德化——康德对自然与自由的沟通

为了沟通自然和自由的鸿沟,使至善在自然中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康德凸显了人的情感的作用,并把《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对知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赋予了反思判断力。在人的情感中,康德为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找到了来源,目的性原则在批判哲学中有了独特的位置。康德以艺术的概念连接审美判断和目的判断,解决了目的论运用于自然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说明:我们是以艺术的眼光看待自然,自然具有实现至善的可能性,其终极目的是至善,我们需要一个上帝。     

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的批判与超越

康德从实践理性出发,基于自由的道德原则构建其伦理学及政治学说,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否定能动的意识获得的物质基础,因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批判了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并实现了对其的超越。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人性复归探析

"中国梦"是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民族国家内的表现形式。"中国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梦"的提出为重新审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时代条件。马克思文本揭示出共产主义要回到人本身,指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共产主义要实现人性复归,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表征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的人性复归指向了马克思文本的哲学史来源,揭示了康德自由理论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思想同构性,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来源于康德自由理论。康德的先验自由、道德自由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现实自由,这是共产主义之路,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先发制人战争问题

本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出发 ,回应了当代处境中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 ,尽管时代处境较之于康德所处时代已经有所变化 ,但康德的一些基本立场不会改变 ,比如 ,他仍然会反对先发制人战争 ,如伊拉克战争 ,而不会如斯克拉顿所认为的那样转而支持这样的战争 ,况且当代的一些问题在康德的时代并不是没有出现 ,而只是在当代具有了更加全球化的特征。文章还指出罗尔斯并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康德主义者 ,因为他并没有坚持康德的普遍性原则。     

康德与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本文从直观、判断、逻辑三个层面对康德关于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弗雷格、阿多诺在"直观"概念上的误解,对于弗雷格、卡尔纳普、蒯因关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批判,对于蒯因立足于意义理论与形式逻辑而对康德"分析"概念的质疑,分别予以辨析与澄清。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康德的数学哲学观,就必须立足于他的整个先验哲学,否则就极易造成误解。     

略论先验逻辑到思辨逻辑的发展

康德建立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统一起来的先验哲学。他的逻辑是独立于传统逻辑之外的哲学逻辑 ,他的形而上学是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形而上学。他的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为欧洲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影响深远的贡献。费希特改进了他的先验逻辑和科学形而上学 ,建立起了完整的先验哲学体系。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和费希特先验哲学中的辩证内容 ,批判了它的主观唯心论基础 ,建立了以客观唯心论为基础的、具有科学形态的思辨逻辑体系。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感知问题与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学——以阿多诺、德勒兹和阿甘本为中心的考察

阿多诺、德勒兹和阿甘本作为批判理论不同阶段的重要代表,他们通过对康德有关感知理解的阐发,推动感知转向社会现实,呈现不同的审美政治进路。早期批判理论超越现实经验的感知模式,淡化了感知的先验向度,阿多诺以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经验,消解康德的先验原则对感知的同一性规定。后批判理论回返感知的社会现实维度,德勒兹阐发康德审美鉴赏的概念,强调感性生命于现实之中的生成创造。当代批判理论关注感知与具体生活语境的粘连,阿甘本批判康德和德勒兹对感知的理解,思考生命于生活形式裂隙处涌现的潜能。     

批判与超越:丁尼生诗歌中的伦理观

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伦理观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对名利的追求、对上帝的怀疑等.丁尼生对诗人所应承载的道德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从个人的意志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层面对当时的自由观、生态观、爱情观和宗教观等方面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新的构想,倡导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自然伦理、平等互信的爱情关系、以及超越教义的宗教信仰等伦理思想,从而有利于缓解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混乱和道德危机.     

康德私法哲学中的占有

康德的占有学说极具开创性，影响了萨维尼等学者。康德认为社会分为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文明状态是有法律状态，建立在分配正义基础之上，自然状态中则无法律和分配正义。占有是人的生存必要条件，也是人的天赋权利，自然状态下的占有是暂时的、不安的。只有个人意志经过联合形成公共意志——法律，文明社会才能形成，占有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文明社会中的占有才是真正的占有。康德的占有学说对理解民法和刑法中占有的不同具有启示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