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实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反思

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经历了随意写作、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范式,本文分析了在人类学史中推动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转移背后的动力,指出了科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优势和缺点,三种实验民族志文本写作体裁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质疑了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可行性.最后指出了在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喧嚣过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趋势又重新回归到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民族志的“真实性”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本文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网络日志:一种“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可能

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和"表述危机"的背景下,笔者通过对"网络日志"与"民族志文本"在"谁在写-为什么写-在哪里写-用什么写-写什么"的系统性过程的描述,开始寻找"网络日志"成为"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所在--以"自我反射"的方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思想变迁等背景下以"我"为主体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民族志写作.     

后现代语境中的民族志生产:一个困惑的追求

本文立足于后现代语境,沿循历时性脉络,对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文本制作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论争进行了辨析。其内容包括传统民族志的"科学性"问题、"实验民族志"中的文学转向问题、传媒时代的民族志书写问题,并以此为学理依据和逻辑基础,对"后实验民族志"的描写范式进行了思考。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民族志生产永远是一个困惑的追求,或许,这正是民族志持续不衰的生命源泉。     

Hometown associations and the micro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closer insp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and the evolving micropolitics of hometown associations (HTAs) expa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practised across borders. Drawing from six years of ethnographic, multi-sited fieldwork carried out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cus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ree Dominican HTAs, the evidence presented demonstrates how working dynamics and decision-making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internal, international, and non-migrant HTA members shift over time, and identifies the organisational strategies employed to achieve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ethnographic data also highlight and explain how communal legacies based on home country agrarian tradition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future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Detecting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of superdiversity: an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 of Ostend in Belgium

Superdiversity, on the one hand, calls for new frames,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to deal with a fluid reality characterised by rapid (social) changes.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have a need to broaden our scope beyond the heavy focus on the urban metropolis as the locus of superdiversity. With this paper I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by infusing existing research within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with a semiotic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and add to our existing knowledge of superdiversity by focusing on a ‘small’ Belgian city called Ostend instead of a cosmopolitan world city with millions of inhabitants. I argue that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 (ELLA) enables us to describe, quite accurately, rapid social changes in complex superdiverse neighbourhoods. Moreover, ELLA enables us to move beyond a mere synchronic picture of superdiverse neighbourhoods and sketch a ‘stratigraphy’ an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m.     

地方知识的本质与构造——基于乡村社区民族志研究的阐释

地方知识是阐释人类学的标志性概念.在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地方知识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信念,在乡村社区里,地方知识由类官方知识、大众知识和传统知识三部分组成.     

反思的艺术人类学——《绘文化》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绘文化>是一本反思性的艺术人类学民族志代表作.本文主要结合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民族志书写这三个方面,思考此书对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北极民族学考察记——兼谈民族志的写作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北极地区涅涅茨人的一次民族学田野考察,记录了该民族传统的驯鹿文化及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民族志写作方面的相关问题,特别强调了中国民族学加强国外民族志建设的重要意义。     

人类生育、社会控制与文化心理氛围——从民族志材料出发对生育文化的讨论

本文由一个农村社区入手 ,结合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材料 ,讨论了社会文化控制与人类生育的关系问题。指出人类生育带有浓厚的社会文化痕迹 ,社会文化控制对人类生育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其间直接对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是文化心理氛围 ;由此还引出生育文化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