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考证热”的社会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大学里逐渐兴起了一股"考证热",许多学生想通过考证来增加就业的筹码,从主流上说,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在校生考证盲目地跟风,没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就会荒废学业,结果适得其反.透过大学生考证热的现象,分析考证热的社会根源、社会对考证热的认同以及考证热的社会负功能,引导大学生合理考证、理性对待考证,具有十分重要积极的意义.     

东阿于氏及其亲族苫山刘氏文学成就简论

东阿于氏是明代中后期一个显耀的文学世家,其代表人物即被誉为"文学为一时冠"、世称"于阁老"的于慎行。其父于玭、母刘氏、兄于慎思、于慎言皆博雅多才,善长诗文。于氏之学受其亲族——东阿苫山刘氏影响极深。于慎行曾外祖父刘约、外祖刘田及弟刘隅皆中进士,学博才高,亦以诗名于当时,并创办东流书院,为于氏父子兄弟提供了深厚的家学渊源。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考证学思潮下的清代文体学特征与地位

清代文体考证在释名章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三个方面成绩卓越,其文体考证追求博学与精研,求真与纠谬,且具有致用价值.当然,由于博览与精研的限度,考证作为一种工具亦并非无所不能.清代文体学的考证倾向是汉学向文体学渗透的结果,亦是文体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局.文体考证彰显了清代文体学的总结性特征,清代文体考证可与六朝时代文体学的整体建构、明代的辨体批评鼎足而立.     

《宋史宰辅表考证》辨误三则 ——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校勘二则

本文通过考证,辨正了《宋史宰辅表考证·辨误篇》对绍兴十四年二月楼炤除签书枢密院事、绍兴二十一年十一月巫伋以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以及《补遗篇》对建炎四年刘珏罢免权知三省枢密院事的三处考证错误.     

“潇湘八景”山水文化景观考证研究

“潇湘八景”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和丰富景观特征的山水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本文通过对“潇湘八景”现存状况的调查以及对其发掘的当代价值的思考,提出“潇湘八景”山水文化景观的文本考证方法、实地考证原则和策略,以期指导考证结论的真实与准确。“潇湘八景”山水文化景观的寻址考证,思路,对我们研究这类文化遗产和对其进行保护性发掘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喜海生卒年考略

这是一篇对清学者刘喜海生卒年考证的文章。文章用详尽的资料、确凿的证据,考证了刘喜海的生卒年份,为史书的编写解决了一个难题。     

论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方法论

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以下简称《考证》),同他的另一些思想倾向极为明显的政论文相比较,无疑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性论著。《考证》一书收入了关于(《水浒传》并后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     

从考证谈到红楼梦的评价问题

王国维在一九○○年前後就指出:不能把小说的典型人物用考证眼光来对待,他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於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并且以为只有“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王国维虽然是唯心论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关於这个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可是胡适俞平伯之流却在十年以後,还来考证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而且胡适和能平伯除了琐碎的考据之外,还有一种最有毒的考据,那就是宣传色情的考证。譬如说,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里有“论秦可卿之死”,胡适在他的文存里也有一篇“秦可卿之死”,他们都不是想以这段材料来认识曹雪芹对封建地主家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略论黄震的考据史学

黄震承袭了朱熹的考证之法,通过本证、他证、理证、存疑等多种方法,对史籍文字、史事是非、史书真伪、地理等多所考证,澄清了很多史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文本分析模式的创建与俞平伯红学史地位的重估

新红学创建期，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既非史料考证，也非理论评论，而是由他最终完成的文本分析法。这一方法模式具有三个特点三种贡献。传统的认为俞平伯属于考证派、新红学研究史是由考证与评论两种研究模式交构而成的历史观点，应加以修正。     

“历史”的考证 考证的“历史”——曹雪芹祖籍论争述评

“历史”作为已经过去的事实,其原貌如何?或许见于某些历史遗存,但记载互异、零星片断的历史遗存只有经过以科学的理性态度加以考证诠释,才能确定其真伪,进而借以窥探“历史”的原貌.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籍这一尚未确证的史实,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随着史料的陆续发现,专家们不断考证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以至形成“丰润”与“辽阳”两说“分庭”、“对垒”之势,但剔除论争中的非学术因素,双方的“历史”考证越来越接近考证的“历史”.或者说,曹雪芹祖籍的“历史”原貌正在专家们的考证诠释中显露着真迹.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聚焦大学生“考证热”:成因、利弊与对策

近年来,"考证热"现象在大学校园里迅速蔓延并持续升温。本文通过对若干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并结合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总结,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分析了考证热的成因及影响,并提出了针对性对策。     

《叶氏宗谱序》与《像赞》非苏轼、苏洵作辨

《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载叶瑞汶《对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一文（以下简称《考证》），作者称他于1992年春在浙江义乌农村看到《义乌南阳叶氏宗谱》，中有苏轼撰《叶氏宗谱序》与苏洵为翰林学士叶道卿遗像所作的《像赞》并附有原文影印件。《考证》经过考证断《序》与《赞》为苏轼、苏洵作，实际上却并未作认真的、扎实的考证，甚至连最基本的人事关系都弄错了，故作此文以辨之并就正于叶氏及方家。《考证》谓：“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将苏轼父子的佚文公布如下，其中的分段、标点符号和括号，系作者所加”，然其断句、标点均有错…     

山谷词系年考证商榷

考证古代文学作品系年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作品的原意,然后结合作者的行踪、交游作出合理的推断。近年来,山谷词系年考证中出现了不少分歧,甚至还出现了错误。查阙补漏、修正前说对进一步研究山谷词显得尤为重要。     

西夏监军司考

强大的西夏军队由监军司统辖。本文考证了西夏前期、中期监军司的增减、移置、更名和驻地。监军司的数量 ,由初期的 1 2个增至中期的 1 7个 ;监军司的名称共 2 2个 ;两个时期不同名的 1 5个 ,其中有撤裁的 1个 ,移置并更名的 2个 ,纯属更名的 2个 ,增置的 6个。本文还侧重考证了各监军司的驻地、防区 ,介绍了考证的方法     

吴国伦年寿及王世贞卒年辨正

吴国伦年寿目前存有四种说法,李维桢、谈迁所载吴国伦卒年皆为万历二十一年,因此,确定吴国伦年寿主要需考证其生年。从吴国伦作品中寻找内证,并通过与李维桢所载生年对照,以此判断李氏所载是否准确,进而判断吴国伦年寿。王世贞较吴国伦早卒,但目前王世贞卒年也存几说,考证吴国伦年寿不能忽略王世贞卒年,只有考证出王世贞较为准确的卒年,才能更确切判断吴国伦年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