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的保障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兼具私权和社会权属性的居住权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其城市融入的必要组成部分,各国立法已有居住权保障实践。因此,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长远性。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在自我保障、单位保障和公共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保障机制的建构势在必行。应依据权利保障的过程要素,立法确立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发展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激励和监督用人单位承担住房保障责任、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住房保障、明确和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建立居住权的民事诉讼、行政复议和公益诉讼的法律救济机制。     

社会公平视角下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研究

住房权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住房保障问题是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社会公正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如一些保障政策体现不充分,缺乏公平性,造成了＂社会排斥＂;保障范围狭小,农民工等被排除在外;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针对这些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提出了创新住房保障体系的对策、思路。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基于住房保障面不断扩大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存在着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差,居住条件改善缓慢,也没有把低收入农民工住房全部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制度,把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的范围,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住房保障研究

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由农民工住房保障现状反思我国城市化,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心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上;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承受能力有限,应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低廉的租住房,从而降低他们的住房支出,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要通盘考虑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除了强调政府责任,还应加强用人单位和非正式部门在农民工住房福利上的供给;我国城市化不应该以农民工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我国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城市群建设;同等对待城市住房的所有权与租住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发挥市场和非正式部门在农民工住房福利提供中的作用;暂时保留农民工的两栖身份。     

农民工城市住房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住房最困难的群体。现行制度和政策使城市可支付住房严重不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支持,政府、市场、企业也未能有效承担农民工住房的供给责任,城市住房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错位。通过制度与政策改革,逐步提高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使政府、市场、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成为农民工住房的供给主体。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基于厦门307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内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何去何从。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5个维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整体住房满意度达不到期望,在本地社会关系网较弱,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够强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城中村管理划入城市建设中,应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现实问题分析——基于青岛市和全国的调查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已日渐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融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青岛市的调查数据与全国的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中存在：经济生活上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工作环境不容乐观,社会福利难以保障;社会生活上生活方式趋向城市,社会交往遭遇排斥,身份认同陷入困境;婚姻感情上婚姻恋爱问题重重,留守子女后顾之忧,子女教育亟待解决。     

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的演进

中国现有关于德国城市住房政策干预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德国城市化历程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早期城市化阶段其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干预初步萌芽;中期城市化阶段住房问题充分显现,住房公共政策占主导地位;进入晚期城市化阶段后,住房社会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直到二战后的后城市化阶段,德国才最终凭借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干预根除了住房短缺问题,并形成了富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住房体制。德国个案展现了城市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的“工业化逻辑”与“制度化逻辑”,对21世纪中国开启以农民工为对象的城市住房社会政策时代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