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语境规范下发生的五四文学

战争直接确立了救亡和启蒙这两大基本主题,这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民间话语共同的聚焦点,规范了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两大文学母题。战争使新式教育获得了确立,而新式教育又使“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文化心理结构承受着晚清以来所接纳的全部西学的滋润,解放了他们被束缚和桎梏了许久的人性,这就为他们成为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式教育下的课程设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新式教育下的西学课程的广泛设置,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既有的知识结构,颠覆了他们对既有知识的信仰,重构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是以接纳西学课程为起点开始了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接受,新式教育奠定了他们成长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重要基石。如此说来,我们要找寻和阐释五四文学的发生,也必然要回到其原初的起点———新式教育下西学课程的设置上。实际上,晚清新式教育下设置的课程,正是促成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裂变与重构的原初动因之一,这也是五四文学发生的原点。     

对新式教育视野下的林译小说的再解读

新式教育下林译小说与新式教育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林译小说的口译者是新式教育下的产儿;二、在合作翻译西方小说的过程中,林纾逐渐地把合作翻译西方小说定位成新式教育的一种替代形式;三、林纾本人还是新式教育中的教师;四、新式教育下的林译小说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不仅对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那些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士大夫和市民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五、在五四文学发生过程中,林纾以强硬的反对者身份和五四文学的发难者进行的论战,在客观上促成了五四文学的主张从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式取代以林纾等为代表的那一代接受西学影响的学生的标志。如此说来,林纾对五四文学发生的贡献在于他以偏激的传统文化立场,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发难者和倡导者的交锋,使五四文学最终移位于社会的文化中心。     

蔡元培主导下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在五四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新式教育下的公共领域功能获得了充分的释放,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公共领域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既离不开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也离不开体制对蔡元培的认可。当五四文学发生后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启蒙时,身在体制中的校长蔡元培被直接推到了体制所设定的“疆域”边缘,蔡元培原来具有的体制角色和文化上的中间立场、模糊身份也随之消失殆尽,其结果就是北京大学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功能逐渐地为政治公共领域所取代。     

精神导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父亲的死亡,无疑使得中国既有的代际文化的传承方式受到了严重破坏,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此变成了"没人管教的孩子"。但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那些进入新式学堂或者留学国外的学生,在失却了"父"的精神导引之后又找寻到了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这些精神导师取代了其"父"的职能,在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像鲁迅景仰的藤野先生、胡适认同的杜威教授,都是如此。具体来说,这些精神导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并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促成了他们作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确立。他们据此创作出来的文学,必然是体现着现代思想与艺术形式的新文学作品。精神导师的这种作用,不仅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而且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均具有某种普遍性。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虽有动机上的相近之处,却有性质上的不同.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出现了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的自觉性更强,也更注重文学自身的特征.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心理化”,“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启蒙变奏与遥远的回响——五四美学在海派创作中的辙迹

个人感性意识的觉醒是启蒙理性得以自由运用的前提,五四文学虽体现出感性和理性并举的时代特征,感性启蒙的说法却并不准确。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注重个人意识与自我情感表达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主体的社会理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是一致的。海派作家对感性体验的挖掘却直接承袭自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张,他们将目光转向个体非理性的潜意识世界,其间所描写的感性体悟早已超越了启蒙的范畴。海派文学的身体抒写同五四启蒙精神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尽管前者对个人主义的描述中带有五四美学的痕迹,却是浪漫主义的下一个阶段,而非感性启蒙的延续。     

论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与儿童的“伪成长”

政治至上思想是中国现代儿童小说的无奈选择,是左翼革命文学与时代的产物,其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其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争自立.用文艺创作配合革命进程的政治至上思想使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觉悟变得非常突兀,其成长也不那么切合实际,“伪成长”成为其主要特征.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流变

从性别复苏到话语自觉,从父权解构到主体建构,从女权理论到文学实践,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生成、发展、流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内容。在这一强劲思潮的推动和鼓舞之下,当代女性文学的话语空间得到极大拓展,女性写作新的审美机制得以初步建立,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和人格价值亦得到进一步体认,实现了自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之后的又一轮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女权启蒙。     

由“闺阁”走向社会——试论抗战期间“闺阁”作家创作的转变

“五四”时代，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苏雪林、袁昌英、沉樱、白薇等出身于高门巨族，在“闺阁”中创作的女作家们，表现出了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闺阁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们多数已为人妻、为人母，经历了人生的变迁、时局的动荡，由女儿变为母亲，从“五四”激昂的叛逆到静默的反思，文学创作风格也随之转变。她们的“闺阁气”在渐渐消失，其目光投向了“闺阁”之外的社会与人生。在经历了抗战烽火的洗礼之后，她们逐渐走出了“闺阁”，走向了社会，她们的文学创作也日益贴近现实人生．成为描述时代的变迁可靠明证。     

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论

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须取得思想认同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从事的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工农兵的阶级写作。他们作品产生的动因不是情感动因,而是思想动因。同时,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实际上不是创作的主动者,而是创作的被动者。这是由倡导者的政治文学观所决定的。这种文学观的创作主体观,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现象,但又对当时的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也在努力改变创作的被动地位,创作了一批有文化意蕴的作品,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公     

都市文化理性与刘呐鸥的都会小说

将刘呐鸥的都会小说置于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这一现代都会背景,置于都市文化与创作审美、作家创作与都市言说方式的研究层面,我们将会“发现”:性爱剥离,迷恋与逃逸,叙论合一,是刘呐鸥都会小说的主要特性。刘呐鸥都会小说所显现的都市文化理性,是刘呐鸥小说的新姿态,也是现代中国都市文学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角。     

人生旅途的爱与恨——庐隐和冰心早期短篇小说创作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庐隐和冰心早期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思想性及艺术特色的比较,阐述了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和五四前后的社会环境对她们作品的影响,展现了“人生派”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不同创作思路。     

论五四知识分子从“医国”到“医人”的精神嬗变历程

五四知识分子在“医国”思想的支配下走出了国门,他们在初期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学习文学。然而,随着异国体验的加深和自身精神的发展,他们开始转向文学,从“医国”走向了“医人”。在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直接走上文学之路正是“医人”思想影响的结果。梳理五四留学生的这一精神历程,并分析五四精神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五四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的影响而对中国采取的一种破坏性的治疗。     

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

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起源于对一个时代的控诉与批判,它在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中逐渐积聚廷展,并在寻根小说中得以突显和强化,直至升腾于"后现代性"的先锋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新写实小说的高峰顶尖.它的生成与发展与我国当代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密切相连,其否定意识形态也始终在不断地变化,但"建构性"的否定意识小说却基于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和社会文化启蒙,倡导思想解放,改造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发展而明显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特色.它在突破和超越17年小说的基础上,既上接"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又广引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技法,从而开创了我国小说创作的新时代.     

"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现当代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

现当代欧洲华文文学传承着20世纪初留欧学人精英文化的传统,作者普遍文化素质高,起点高,属学者型"文化精英".但人数少,也很分散,在欧洲本土强势文化壁垒下,只能处于边缘状态.不过这并不妨碍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华文作家和不少华文经典作品.值得关注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一批新移民作家群的出现,他们视野更开阔,题材更丰富,创作基调积极乐观,叙述方式更多种多样,是欧洲华文文学的新高点,显示欧洲华文文学在"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正在艰难地突围.     

心灵的告白与忏悔－论“五四”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五四”新文学重要形态之一的“自剖”文学 ,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郁达夫式的创作之外 ,另有一批“五四”作家具有相当的自剖文学创作份量 ,且带有鲜明的风格差异 ,坦露自己时或采取女性作家所惯有的委婉曲折的心理描写 ,既不涉及“恶德丑行” ,也没有一般社会尚能相容的道德欠缺 ;或采取一种深刻的心灵忏悔与告白 ,但不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把作品限定在一般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畴。我们把这一批作家的创作称为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

“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是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生成、题材与主题的取向、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取舍与变化 ,都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随着中国文学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转变 ,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了集体主义思潮的猛烈攻击 ,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和“我”也开始受到质疑 ,逐渐为“群众”和“我们”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