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的层级互动——以顺治、康熙年间晋安诗坛为讨论中心

地域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还在接受他地文学影响;在接受的同时,不仅反哺影响源,还在影响着其他地域,构成地域文学互动的层级性。作为明清诗歌研究绕不开的晋安诗坛,在顺治、康熙年间与他地互动频繁。晋安诗人北上江南,窥探当时诗学主流的同时反哺江南诗坛,同时又对入闽江南诗人的诗学理念保持一定距离。与此同时,随着顺治、康熙年间辽东诗人主政八闽、移居江南为两地诗坛带来一股真情之风的同时,披谗遭贬来到陌生辽东的两地诗人,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还略显荒芜的辽东文学,更是开出诗歌的真情之花。     

杜甫去蜀前后心态析

杜甫去蜀前后 ,具有三对既矛盾又相联的心态 :一是暂酬知己与辞幕归隐 ;二是东游荆楚与北返故园 ;三是飘泊无定与随遇而安。了解诗人去蜀前后的复杂心态 ,有助于研究诗人晚年的思想、生活及诗歌创作。     

韩国朝鲜后期诗坛接受袁枚诗学之状况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对朝鲜后期诗坛接受袁枚诗学之状况做详细分析:朝鲜后期的诗坛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清朝文学的?18世纪朝鲜诗坛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袁枚的,其中主要的朝鲜诗人是谁?19世纪初期至中期朝鲜诗人的性灵观到底与袁枚有什么关系?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袁枚对朝鲜诗坛有什么程度的影响?     

贞观宫廷诗坛风会论

贞观盛世，诗坛上的宫掖遗风，与唐初统治者对南朝文学艺术的喜好和提倡有关。就文学自身而言，以宫廷诗人为中心的贞观诗坛的矛盾现象，是魏晋六朝文学嬗递的延续，也是唐代诗人以南朝声色为基础、融合北朝贞刚之气，以表现恢宏雅正之新朝气象的历史必然。     

明朝巴蜀诗人对前后七子复古诗论的反拨

明弘治以后,西南一隅的巴蜀诗人却勇于逆潮流而上,冷静观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围绕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观以及诗歌审美观上三个方面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诗论中的弊端,表达了自己坚持传统诗学的理论主张,表现出与文学反复古团体诗学观点不完全一致的特点,在明中后期诗坛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     

毕沅幕府与乾隆后期诗坛

毕沅幕府是清代中期影响最大的诗人幕府,乾隆后期重要的诗人、学者几乎都入其幕府或与其有交游。在其幕府的雅集活动中,毕沅以官方指导者的身份影响着文坛风气,他一方面努力维护诗坛的"雅正",另一方面他又和幕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认同。毕沅幕府沟通了"朝""野"势力,体现了乾隆后期诗坛宗唐、宗宋诗风的融合,并以幕府中"为东坡寿"这一活动,促进了诗坛对宋诗的再认识,是乾隆后期诗坛复杂文学生态的缩影。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论徐俯在宋南渡前后诗坛的意义

从宋代江西诗派诗人徐俯在宋南渡前后诗坛的地位、清逸自然的诗风、及与江西诗派的渊源,可见其在当时诗坛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黄爵滋诗学观念及其批评实践

禁烟名臣黄爵滋是一位诗文名家，同时作为京城诗会的热心组织者，被视为道光间京师诗坛的风雅盟主。出于政治身份和平生文学抱负，他论诗主张言之有物，言有关系，对性灵派浮靡轻艳的流弊痛心疾首，希望联合一批同道共同整肃诗坛。他通过作序和编纂选集，表彰那些志同道合的寒素诗人，宣传共同的诗歌观念和艺术主张，在身边团结了一批嘉道诗坛的重要诗人。他同时也是个重视古典传统，对前代诗歌有广泛阅读的诗人，其《读山谷诗评》对黄庭坚诗的细致评点，是对清初以来黄庭坚诗歌经典化历程的重要反思，值得诗学史加以关注。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收获──黄神彪等三位少数民族诗人作品界说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收获──黄神彪等三位少数民族诗人作品界说导夫与当代中国文学的进步同步，近些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诗坛奇葩纷呈、佳咏不绝。青年诗人黄神彪、栗原小获、马钰等，以纯真的感情各自为自己的民族而歌、而唱，为少数民族诗坛增辉添色，留下了久久的心灵...     

论“七月诗派”旅桂诗人的创作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七月诗派＂的活动一直与广西桂林的抗战诗坛息息相关。一方面以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团结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七月诗派＂年轻诗人,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抗战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活动强化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统一的抗战诗歌流派的存在,也促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整体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晚唐五代“醉梦词”审美观照

“追醉逐梦”是晚唐五代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心态,“醉梦词”由此而大量产生,成为词坛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从艺术特色而言,“醉梦词”既体现了晚唐五代文人词“绮怨”的总体风格,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为“醉词”的真率热烈之美和“梦词”的朦胧幽约之美。     

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

以晚明清初太仓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两大家族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及诗歌观念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王世贞、王衡等人的诗歌与晚明文坛复古、性灵之风的关系,及王时敏、王昊等人的创作对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之争的反映,认为他们以复古为主、融合性灵的文学主张及以宗唐为主、融合宗宋诗风的创作风貌,创造了一条以融通之法解决文学分歧的途径。     

陈文述论

在乾嘉之际诗坛上 ,陈文述是袁枚的忠实追随者 ,二人之间的联系是以深层文化内涵为纽带而建立的。陈文述对袁枚的追随体现了“性灵”说的地域文化性 ,表明“性灵”思潮并未随袁枚去世而消歇 ;他对袁氏性灵特色的保持与新的时代氛围之间的不和谐 ,则显示了袁枚“性灵”论的先天不足 ;而他继袁枚之后对女性诗人的表彰推举 ,则成为女性在文学领域继续开拓的有力促动     

翰林学士和两蜀中枢政治

两蜀翰林学士科举出身者比例较低,这和中原政权有所不同;但其被擢拔为翰林学士的比例很高,这又和中原政权有一致之处。两蜀学士中,前蜀不乏唐朝衣冠后裔,后蜀则更侧重委任幕职僚佐。两蜀翰林学士除了履行翰林学士初创时的草诏敕和备顾问的内职外,还频频地兼任重要的实职,成为加强皇权的一种得力工具,同时也卷入中枢斗争中不能自拔。有的学士所用非人,加剧了政治腐败,加速了两蜀政权的衰亡。     

建国初期浙江四诗人论

本文选取上世纪50年代中国诗坛上极具影响力的四位浙江诗人作为评说对象，对其生平、创作及审美取向作了印象式评析，以期勾画出建国后浙江诗坛的大致轮廓以及对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贡献。     

论五代前后蜀词风

五代时期,前后蜀词坛创作兴盛,词人们效法温庭筠,其审美理想趋于一致,从而产生了中国词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花间派,形成了代表前后蜀词风的“花间范式”,对后世词的创作影响深远。既使“词为艳科”、“以婉约为宗”、“诗庄词媚”的词学传统由此确立,导致“本色当行”的婉约词成为千年词坛的主流;同时经过前后蜀词人对多种题材及风格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也有效开启了千年词坛风格流派多样化的端倪。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的价值和影响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是一部收录清代前中期诗歌的选本,自问世以来引发了历代诗歌评论家的争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客观地讲,《清诗别载集》保存了许多清代前中期诗人的生平资料和诗歌作品以及诗学评论,因而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诗学价值。另外,沈氏此集对后世总集编纂和清诗研究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黍离变雅到庙堂正雅——论清初贰臣诗人的诗风演化

清初贰臣诗群在清初诗坛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诗风演变,在清代庙堂诗歌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过程是:从第一阶段贰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等人具有深厚故国之思的变雅之音,到第二阶段贰臣诗人龚鼎孳等人所具有的黍离变雅与庙堂正雅诗风的混同交错状态,再到第三阶段贰臣诗人如王崇简、梁清标等人近于纯正的庙堂正雅诗风,逐步过渡到以王士祯为代表的清朝新贵诗人纯粹的庙堂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