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诗文创作观之赋材说

晚明文坛复古思潮盛行 ,剿袭模拟之习十分猖獗 ,作家之主体性丧失殆尽。为涤除时文之弊 ,振兴诗文之道 ,屠隆倡言赋材说 ,主张依靠作家之赋材 ,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才性、才能 ,以陶洗性灵 ,创制真文。屠隆的这一创作观点对其友人袁宏道的文学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亦对公安文学“性灵说”的产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汤显祖的灵性说

与笼罩明代文坛二百多年的复古思潮相颉颃,晚明文坛出现性灵文学思潮。李贽、汤显祖、徐渭为其前驱,公安三袁、江盈科、陶望龄等人为之鼓吹,堪代表一个时代。他们的文学主张,有着共同的向力,但又有各自的侧重点面,如李贽拈出童心说,注重作家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袁宏道倡言性灵说,强调作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汤显     

江盈科与明清之际诗坛的转向

江盈科是明代万历年间公安诗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雪涛诗评》中。在复古诗论关于"宋无诗"的主张尚影响着万历诗坛的时候,江盈科以书写性灵、表现诗人的真情性、给读者以纯真的情趣,批判复古诗论唯汉唐是崇、是法的主张,纠正弥漫在诗坛上的描摹刻板的恶习,为万历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支持着"性灵"诗论的建立。出于历史的原因,他及公安派理论在晚明虽未能以自己的旗帜彰显于世,但在明清,尤其是晚明学者的著作中还是时时发生着影响,其关于"真诗"的主张,更是融注到万历以后各学派的著作里。     

论杨一清四入陕西及其边塞书写的意义

出身馆阁的杨一清把台阁文学中的禁体诗创作和联句唱和风气注入陕西藩臬唱和之中,边塞风物也赋予杨一清诗歌以新面貌,改变着其书写形态。特别是二次入陕以来,杨一清以政治家的格局写西北风物与边地战事,视野恢宏而"意气健畅"。这种边塞书写是明中叶明蒙战局深化的逻辑结果,促成了杨一清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重要转进,影响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创作趋势。杨一清从馆阁唱和向边塞书写的转向,展现了明中叶文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逻辑。文学创作的重点逐渐从台阁体趋向文学复古运动,从中央文学趋向地方文学,从馆阁唱和趋向江山朔漠的广阔天地。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     

船山诗论三题

一、诗歌的源泉和特征明代诗歌的成就不高,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阻碍明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明人自己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明初,脱离生活和现实,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台阁体”诗文,统治了文坛几十年。其后的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本以挽救“台阁体”所造成的危机为已任,但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新主张,只是打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期,在文学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人,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明代诗歌的危机。公安派和竞陵派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提倡抒写“性灵”,对诗歌的情感特征虽有所认识,但也不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明代诗歌这种脱离生活的“性灵”或“格调”,以及上述种种弊端,严重地阻碍明诗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连明人自己也承认的明诗成就不高的事实。     

袁宗道的诗文理论探微

袁宗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主将之一,他的诗文理论是公安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刻的见解是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的先声。袁宗道提出了反对复古模拟、主张＂文学发展观＂、崇尚独创、以真为美等文学革新的主张,为后来袁宏道的全面系统的＂性灵＂理论的提出起了决定性的先导作用。     

“性灵”诗说与清代中后期词学演进

袁枚倡导的"性灵"诗说流行于清代乾嘉时期,其本人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疏离状态。袁枚极少评词,也不擅作词,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的词坛建设,其子袁通在创作取径上的转变可以佐证这一点。而"性灵"诗说对词坛的渗透则在郭麐的词论中有不少体现,郭氏对朱彝尊、厉鹗的不同评价,就与袁枚保持了一致,他以"性灵"词学观为核心,否定了词坛上强调忠孝与声律的两股势力,这二者其实构成了晚清词学在解词、作词领域的主流,这一敏锐而有前瞻性的词学观后继乏人,可说是词学史上的一个遗憾。在浙、常交替的词史背景下,"性灵"诗说在加速浙西词派分化、推动词史复古之风的兴起,以及深化晚清词论等方面对清代中后期的词学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袁宏道文学思想再认识

明中叶以后 ,以公安三袁为主力的公安派高举“性灵”大旗 ,开创了与“复古”论调大相径庭的一代风气 ,影响甚大。而公安三袁中尤以袁宏道为重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二、“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 ;三、“本色轻淡”的艺术趣味。     

明中叶金陵四家与文学复古运动关系考论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蔚为兴盛,影响深远,在南京便有金陵四家中的顾璘、朱应登为其接引.时顾璘、朱应登二人在北上进士及第后便加入复古阵营,此后数十年间更与七子保持了密切往来.在文学主张上,顾、朱二人受复古派影响颇深,他们强调诗歌情感与格调并重,认为诗文应该具备高尚的旨趣,这在顾批本《唐音》中得到较多体现.四家中的陈沂与王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陈沂,由其《拘虚诗谈》可见他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和七子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四人的文学主张及创作与七子并未完全保持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六朝文学的研习上.正是这样一种分歧,使得他们与复古派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近百年明代文学与政治研究述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明代文学与政治也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对近百年来有关明代文学与政治的研究进行了清理 ,重点评介了明初文学与明初政治、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明代阶级斗争与明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作者对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些思考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潮与中国明清之际文艺思潮之比较

在同一历史时期 ,中西方都出现了蓬勃的文艺思潮———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潮和中国明末清初的文艺思潮。二者有同有异 ,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浅探唐人小说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主要教义之一,它于东汉末年随佛学东渐,登陆中土,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这种新型的观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至唐代,在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人世、冥间、畜道及天界四种主要的报应模式,影响波及后世的文学创作。     

唐宋派诗文首领王镇中之文学理论

明代著名文学家、唐宋派诗文首领王慎中 ,在前七子复古主义大潮席卷文坛时 ,勇敢地举起反拟古大旗 ,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 ,并结合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 ,提出了“道所欲言”、“自为其言”、“变化自得”、“文道合一”等文学理论 ,推动了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分析了王慎中的文学理论来源及其表现和运用 ,并结合唐宋派的影响 ,论述他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作出的具体反应,涉及到对于前七子文学活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八才子”文学态度的歧异分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嘉之际文坛复古态势发展变化的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显示了不同复古取向之间形成的对抗情势。这除了体现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趋于深化之外,也表明它们彼此的分歧在朝内在深层的角度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