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几点思考

一、毛泽东同志提出过“两结合”创作方法吗? 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现行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无论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文学概论》(蔡仪主编),还是《文学理论基础》(十四院校合编),都详细地介绍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为“两结合”),并肯定地指出,这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除《文学理论基     

"文学性":文学理论研究走向的一种可能--希利斯·米勒的启示

在后现代语境中,传统文学及文学理论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就如何重建当今文艺学,如何确定文学边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时米勒提出的“新形态的文学”和“新的文学理论”概念,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为传统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的可能,这对我们认识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试论文学的语言性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讲“文学是人学”,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难免会被斥为老生常谈的。然而,在我国目前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变革、观念更新的浪潮中,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两条“陈言古训”却成了人们瞩目的两个重要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使人们认清了文学是怎样的“人学”,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艺术形式问题的     

明天谁来招安文学理论?

虽然200多年前查理斯·巴陀和康德等人就将“诗”划入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门类,但关于“诗”的理论,即文学理论,却从来未曾完全独立过。即使我们把圣伯夫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作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但实际上十九世纪以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靠从其他学科那里借取方法、观念以及术语、概念来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虽然有自己的考察对象即文学活动,但它对文学活动的阐释视点和阐释方法,却依赖于其他学科的供给。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其理论话语并不具备真正意义…     

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与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提要]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第三空间”“另类空间”等概念一方面建构出空间符号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则发掘符号形式内蕴的身份、阶级、文化等深层话语价值。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知识需要采取“建构论”的生产模式和“价值论”的意义生成途径。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文学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理论资源。首先,空间生产论与文学活动论能够相互契合,并在“美的规律”本质论、精神实践创作论等方面提供崭新视角;其二,空间符号论与文学文本论不仅建构出文学的空间审美形式,更是在文学形象、文学意象、审美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文本“深层结构”的意义释放;其三,空间批判论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大生产”景观相互渗透,并通过另类空间文化反思、流动空间的审美自由以及公共空间的符号共鸣等发掘文学理论的介入性、实践性与人文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资源与研究视角。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两个“两结合”问题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两大组成部分,要发展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结合起来。历史经验证明,两个“两结合”是否实现和结合得成功与否,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顺利发展的关键。     

从“悲剧”诸问题看文学理论的社会特质

近60年来,我国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虽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极具原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成果仍相对较少,总体上讲,前后30年分别把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欧美近百年的文学理论基本阐释了一遍。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原因是无视或误解了文学理论的社会特质。文章结合“悲剧”诸问题及其理论创新,抽绎分析了文学理论创新缘起的社会诉求性、文学理论方法的文本一社会中介性以及文学理论的社会适用性,认为文学理论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视域,走出极端功利化和狭隘超然化思维的误区,自觉回应文学——社会现实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当为中国文论创新的正途。     

批评化不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出路——对文学理论研究一种走向的价值审视

文学理论批评化是导致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要原因,因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并不属于同一个学理层面。搁置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片面发展文学批评理论,导致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化、浅层化和无序化。以方法论代替本体论研究,使“片面的深刻”相互否定,耗尽自己,最后只好走出文学的边界。促成文学理论批评化固然有文学理论自身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文艺学学科的体制化,学术研究功利化、市场化。因此,仅用二十年时间走完欧美百年之路恰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幸运:消化不良才中毒不深,改弦更张还有余地。在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应有选择地借鉴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的成果,发展自己的批评理论,形成文艺学学科各部类共谋和谐发展之路。     

刘勰的“神思”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两种艺术创作论的比较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都是在该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土壤里产生出来的具有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东西。因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学理论。但从世界文学理论的范围来看,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总是有其共同性的。这是因为,作为文学理论,总要反映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而不同民族的文学,既然都是文学,就不可避免存在着共同性。但是,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又显然存在着差异。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观念、独特的概念体系、独特的方法、独特的术语、甚至独特的表现方式。就以艺术创作而论,我国典型的说法是“神思”,而西欧典型的说法则是“无意识”。本文试图从跨文化的角度,对这两种艺术创作观作一粗略的比较。     

从《资本论》体系到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关于构建文学理论体系的再思考

受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启示 ,反思以前提出的新文学理论体系 ,一个更加新颖的文学理论体系构建出来了。这个体系以“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为逻辑起点 ,由“文学的作品”、“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接受与发展”这三大相互连接的板块构成。这三大板块又含有层层递进的 1 2个层次 :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意象→文学形象→文学的意境、典型→文学的构成途径→文学创作的方法论→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的形态与分类→对文学的需要→文学的接受→文学的发展→文学的反馈     

论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现代性

王国维文艺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质,这种现代性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态势彰显出来,其原因与王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禀性密切相关,他的文艺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文艺理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王佐良英国文学史研究的批评方法探析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英国文学史家、教育家、翻译家、莎学评论家。本文在对王佐良先生的主要著作《英国20世纪文学史》深入研读的基础之上,参考其他学者对于王佐良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从而总结出他在英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批评方法。     

王阳明的文学实践及其与心学的关系

纵观王阳明一生,始终与诗赋相伴,从存世诗文来看其文学成就确能颉颃当时名家。王阳明非常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他从立德角度对文学进行思考,反对着意安排组织的偏重形式的创作之风,主张恢复关注受众特点的诗教传统。王阳明的文学实践活动是其心学形成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之一,当心学成熟后,再以心学反观文学,进而形成其对文学的理论见解,对其创作产生一定指导作用。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论王叔岷先生以校雠学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以《慕庐论学集》为中心

王叔岷先生以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校雠学功底,建立了融贯古今的宏阔的文学史观。他既能以校雠为基点把握文学的义理,又能以校雠学为基础对作品作出融会贯通的解析。王先生的广文学观念和他的治学方法,不仅对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纠正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和培养新一代从事文献整理、校勘及理论研究的人才也有巨大作用。       

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迁变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乘理学之衰而兴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徐祯卿受到王阳明个人的感召,趋向心学,但文学复古主张并未发生太大的改易;郑善夫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直接波及其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屠隆接受阳明心学思想而走出复古阵营,甚至加入到以心学理论武装的文学革新派的队伍中。徐祯卿、郑善夫和屠隆的例子,充分显示出阳明心学的兴起、繁荣与明代复古文学潮流迁变之间的关联。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王国维戏曲研究与现代学术范式

王国维戏曲研究所展示的学理型态迥异于传统戏曲研究,他所创立的范式与提出的命题,规范着20世纪戏曲研究的基本模式与基本构架。本文试图把王国维全部戏曲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观照,探讨其戏曲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棋王》是文化寻根作品”之质疑——从《棋王》叙述艺术说起

阿城和<棋王>长期以来被作为"寻根派"文学的当然重要代表,这本身是当代文学史的误会.<棋王>的文学史定位,是典型的创作"体认"超前,作者"默认"居中,后人理论"追认"滞后的文学社会学化行为.<棋王>的叙述学意义探究,如其叙述时间处理和叙述方位(包括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等)设置、故事内容和叙述话语矛盾等,不仅提供大量反证,且可对<棋王>文本欣赏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