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与价值重估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学热"绝非仅仅是文学和美学层面的话题,其生成机制、话语内涵和思想脉络,都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变革密切相关。在"手稿热"、"译介热"、实践美学与文艺美学的表征呈现中,凸显的是从美学自律到社会启蒙、从知识场域伦理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拮抗关系。"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也并非仅仅指向学科自身,而是指向新时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权。知识"大生产"与"有限生产"双方此消彼长、人学取向的西学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框架体系相互规约,共同促进了知识的现代化转型。此种理论探索并没有伴随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化与美学边缘化而停止,相反,它所确立的场域伦理、现代视野和人学启蒙思路将继续长久而深刻地影响历史,以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以"共通感"的形式渗透进中国现代转型的公共性批判与建设之中,为主体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断努力。     

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与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提要]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第三空间”“另类空间”等概念一方面建构出空间符号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则发掘符号形式内蕴的身份、阶级、文化等深层话语价值。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知识需要采取“建构论”的生产模式和“价值论”的意义生成途径。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文学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理论资源。首先,空间生产论与文学活动论能够相互契合,并在“美的规律”本质论、精神实践创作论等方面提供崭新视角;其二,空间符号论与文学文本论不仅建构出文学的空间审美形式,更是在文学形象、文学意象、审美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文本“深层结构”的意义释放;其三,空间批判论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大生产”景观相互渗透,并通过另类空间文化反思、流动空间的审美自由以及公共空间的符号共鸣等发掘文学理论的介入性、实践性与人文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资源与研究视角。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抗战剧侠义精神的模式化与美学影响

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文艺政策的宽松,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促使新时期的抗战题材作品进行转型,民族化、平民化、个体化、草根化的叙事主体和英雄模式得以极大彰显,侠义精神贯穿始终并成为重要美学取向之一。无论是《红高粱》中的"我爷爷",还是《亮剑》中的李云     

以“中国梦”为契机重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生态美学

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纲领在新时期的理论创新,而美丽中国的生态梦则是中国梦的重要维度和实现前提。生态梦的最终目的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实践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景观,生态美学天然地充当了精神生产实践的载体和路径。所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给当前的生态美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话语和知识资源。一方面,生态美学作为实现生态梦的精神生产实践,在自然确证、感性体验和主体自由的维度弥补了当下学科建设的不足。另一方面,生态美学的实践性也契合了主体的"复情"和自然的"复魅",通过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整生化,使二者相互通约、相得益彰,最终呈现出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风貌,增强了生态美学普世性的话语力度。     

抗战题材影视剧的文化产业学分析及理论反思

近年来,抗战题材影视剧呈现出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局面,其在意识形态规约的前提下,适应了当前文化产业发展需求。抗战题材电视剧数量上增长较快,近两年居电视剧发行量前列,电影领域也出现了抗战大片;优秀抗战剧实现了"高投资、高回报、高收视率",引领该题材影视的发展方向,并成为文化产业中增长最快、收益最大的题材之一。但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自由市场的产业运营有其盲目性,所以,抗战剧在市场与意识形态的胶着中出现优秀和低劣两种作品类型,这不仅与市场投资相关,更与当前观众的文化心理和国家政策相关。如何使二者的张力关系达到平衡,进而促使今后的抗战剧实现良性发展,是需要思索的问题。     

现代性的话语限度与文学史的人文回归

现代性话语理论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尺度,也给文学史起到学科建构、系统梳理等积极作用。但现代性自身的异质性、模糊性和单一性面对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学史进程显出理论的僵化和文学自身话语的失落;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与文学性、人文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使文学史的价值取向产生游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坚持历史价值的"谱系性"原则、美学的体验原则和对人文、人性的关注成为文学史基本的价值立场,同时也能够促使文学史在学科互涉、文化研究、消解意义的后现代保持审美立场和人文回归。依托"无定法的历史规约"、"独到的审美体验"和"丰富的情感"等原则,人文性质的文学史书写得以可能。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话语转型与历史反思

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生成与延展来自于感性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人性启蒙和感性解放的历史诉求都通过美学的知识形态得以充分表达,此种学术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变革。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总体化国家领导策略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公共启蒙的分化。面对市场伦理对大众文化的推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以及文学审美实践的影响,大众审美文化以面向大众的姿态、平等多元的共存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介入性视角给美学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形成了从“终结”到“延续”的历时性叙事,“美学热”的精神理念与启蒙热情将持久地影响未来美学的发展。反思从“美学热”到审美文化的美学谱系,也存在“光晕丧失”和“主体困惑”等理论缺失,但也显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美学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