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演剧形态与20世纪中西方戏剧转型

中国戏曲以其独特的演剧形态进入了20世纪中西戏剧的建构视野。只有从西方戏剧转型的建构策略的角度 ,才能理解中国戏曲在西方被误读的命运 ,也只有从中国戏剧自身转型的建构策略的角度 ,才能理解中国戏曲“写意说”的真正意义     

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酒色财气与安身立命——《金瓶梅词话》的文化情结

<正> 一酒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疏亲慢友多由你。背义忘恩尽是他。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失却万事皆因此,今后逢宾只待茶。色休爱绿(?)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财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永恒的轮回——传统“警世”文学母题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传统“警世”文学里,作家在表现人的基本需求时往往流露出既向往又恐惧的心态。这种向往与恐惧心态的交替或反复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喜与悲、幸与不幸,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倏忽变幻的循环感,这使中国古典作家轻易地接受佛教的轮回观念。这种对于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感受与表达,显示了传统“警世”文学的深刻与凝重。     

王国维戏曲研究与现代学术范式

王国维戏曲研究所展示的学理型态迥异于传统戏曲研究,他所创立的范式与提出的命题,规范着20世纪戏曲研究的基本模式与基本构架。本文试图把王国维全部戏曲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观照,探讨其戏曲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红楼梦》的现代性与红学的解释性

《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现代性 ,红学史描述应该关注各种研究现象的文化依据 ,揭示各种问题的学术传统、学理依据与各种流变形态 ;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作者问题、版本问题等研究史各自的阶段性和主要问题进行评述。     

“文化命题”论——兼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正>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通常被概括为儒道互补、三教合一、人文主义、实践理性、奴性哲学、阴柔文化……看来人们已习惯于运用现成的和现代的概念去描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这本是人类语言和理解的宿命.描述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描述者与描述对象之间的互渗、交感.描述者总是处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中,他的描述总是特定语境中的描述,他的理解的前结构总是约束着他对描述对象的理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