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尊岳词学目录学述论

赵尊岳是现代词学大家,其杰出的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词学目录学上.他的词学目录学著作主要有三种:<词集提要><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词集提要>在著录上仿<四库提要>之例,而较<四库提要>为详.在版本上赵尊岳多注明版本流传及版本的形态,品评时也多能发明词集之精义及指陈其利弊,著录中多附录原书之序跋、体例,同时对于词集的卷数分布也一一注明.<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阐述了他辑刻<明词汇刊>的动因、明词在词史上应占之地位、明词衰疲之因以及丛书体例.<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则反映了赵尊岳对明代个体词人的看法,其著录多能道出明词之精义,也可推翻明无词之说.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现代词学界定与分期引论

现代词学的界定首先涉及到对现代和现代性的把握。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之产生实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故现代词学的分期以现代化过程及现代学术为背景,可分成四个阶段:1900-1919;1919-1932;1933-1949;1949年迄今。现代词学的内涵则包括具有现代性色彩的词学研究方法和批评,也可以包括富含现代意识的词人创作。具体到当今,现代词学的内涵包括词体、词人、词史、词艺、词籍五个方面。     

辑夏承焘论诗书一通

夏承焘先生为一代词学宗师,词学精深,自不待言.其各种著作自民国以来即陆续出版.1997年,其弟子吴熊和、吴战垒、吴常云诸先生将其论著汇成<夏承焘集>,共八册.通观<夏承焘集>,我们不仅发现其在词人年谱、词乐研究、词学批评上的巨大贡献,也可以发现夏先生早年在宋史研究、诗学研究方面的雄伟抱负和杰出成就,如<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即屡屡可以发现其论诗之语及治史之言.近日笔者在检阅民国学术刊物时,又发现夏承焘先生论诗书一通,刊登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国专月刊>1937年第五卷第五期,此书<天风阁学词日记>未收,今录之如下,以见夏承焘先生诗学之一斑,企治现代诗学者及之.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

晚清民初词坛为常州词派所笼罩,浙江词人虽有其浙西词派宗风,但亦因时代风气之发展,词学内部之变化,而受到常州词派比较大的影响。在词学门径上,由以师法姜、张为主变成出入诸家之间;在词学风格上,由南返北,风格更为多元;在词学宗旨上,则由浙入常,浙江词人对于常派,或自觉地融入,或依违于浙、常二派之间而实以常派为主,或开径独行,但仍可清楚看出常州词派的印迹。这说明晚清民初词学发展的大势,正是因为这么一批浙江词人参与主流词学建设,常州词派的词学影响更趋广大,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更趋圆融,也使得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演进加快了进程。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