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契合

在戊戌启蒙思想家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思想最为接近的不是具有师生之谊且一起出入政坛而被合称为"康梁"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对于这一点,两位当事人——康有为、谭嗣同均有明确肯定,梁启超更是对此大加渲染、津津乐道。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契合反衬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思想的分歧,同时也使戊戌启蒙四大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微妙起来。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

康、梁、谭、严是戊戌时期思想界的四员大将。可是多年来,治思想史的人们,大多倚重康、谭、严而鄙薄梁启超。对于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宣传功绩,人们交口称誉,对于其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的特色,则少有论及。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启超颇有点象康有为思想的一台录音机,录啥放啥,音响确实不错,创见绝对没有。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思想受康有为影响最大;治史者对梁启超思想剖析不深,特别是与康有为思想比较研究不够。于是,讲变法则康梁并提,论思想又以康盖梁。     

谭梁交谊与晚清思想

谭嗣同、梁启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与梁启超的相识与交往，虽然为时不久，但却心心相印，极为契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谭嗣同思想与事业的宣传与弘扬，是谭梁交往的重要体现，也是二者战斗友谊的继续和发展。二人的交谊不仅对维新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晚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与近代侠风

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清末知识精英掀起一股尚侠思潮。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鼓吹侠风的同时对侠的人格进行重新阐释,努力将侠改造成为国为民的英雄,使人们相信侠能够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他们尚侠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谭嗣同主要在于对墨侠实践精神的推崇;梁启超用侠来塑造“中国魂”;章太炎高扬侠风,则将之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含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

十九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发起的改良运动。企图将君主专制制度变为君主立宪的制度,结果惨遭失败。但其中核心人物谭嗣同,虽然为君主推行新政曾不辞劳苦,但其政治思想已冲破君主立宪的界标,含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     

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宪政思想新论

梁启超的具体宪政主张因时而变,但其宪政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宪政实现途径的过渡论和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究其原因有二: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作为其宪政思想的目的,将具体的宪政主张视为手段;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的过渡论呼应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遽烈的过渡时代。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融贯了他所谓的"保守心"与"进取心",既保持了其思想的连贯性,又能与时俱进。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从“梁启超宪草”看民初中间势力的政制抉择

出身清末改良派-立宪派的梁启超在民初立于官僚派与革命派之间,秉持温和、稳健的政治主张,成为中间势力之代表人物。梁启超拟定的宪法草案接受有限度的内阁制,寻求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他一方面反对新兴革命派势力要求国会独大,主张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固有势力保留一定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的行政专权与独裁。“梁启超宪草”所体现的温和主张为民初政治转型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虽然在实践中未能被贯彻,但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戊戍变法后梁启超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中的作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对他在戊戍变法以后,到一九○五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前,所起的历史作用如何评价,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最近以来,笔者集中披阅了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述和有关资料,学习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对这一问题有些新看法,今提出来就教于诸师友。     

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之创立

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派共同创办的华侨子弟教育机构。以前的研究由于资料不足和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记载互有出入，所以关于大同学校的创办日期众说纷纭，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分别从“创立”、“开校”两个不同层面来判断。日本大同学校的创立不仅反映了革命派与维新派的不同教育价值观，也折射出清末政治的潮起潮落。     

《訄书》诸本对孔子评价的变衍

在《独圣》篇中,章太炎盛赞孔子开取民智,并给予孔子很高的评价。虽然他尊孔与康有为尊孔有异,但是在行为上仍支持、同情康梁,其思想还处于改良主义阶段。《订孔》篇否定六艺为孔子所作,并极力贬低孔子删定六艺的价值。但仍然承认孔子是＂良史＂。此时,章氏确立了革命思想,与改良派划清界限,并走上了与之斗争的道路。《检论·订孔》篇（上下）中,章氏称赞孔子布彰六艺、保存史料之功。此时他以庄证孔,主要精力已转移到整理国故上来。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

1904～1905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几部阐扬阳明之学的论著,将王学作为转变其新民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1904年后的新民学说中,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放弃了以前输入欧美文明以铸造国民"公德"的思想.梁氏以对"新学青年"私德之批判,将新民学说的矛头对准其论敌革命党人.同时,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对他的影响,等等,也是他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的原因.     

高旭与吉田松阴

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高旭对日本幕末时期志士吉田松阴非常推崇,称之为＂先觉＂,思想上也受其较深影响,这与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知识阶层的吉田松阴热以及中国人当时的日本观密切相关。除了受改良派影响外,德富苏峰对吉田松阴的评价、尤其是把他与玛志尼相比较,也对高旭及其同时代的人认识吉田松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青年毛泽东的精神文化决定论思想

毛泽东继承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精神作用的传统观念 ,接受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杨昌济等人的思想影响 ,形成了精神文化决定论的思想特点。他提倡“开民智”说和“立志”说。他认为可以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 ,树立“真志” ,达到“新民”的目的 ,新民产生了 ,就可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这种思想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涤荡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的时代要求 ,然而 ,它仍旧是头脚倒立的唯心史观     

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及其历史作用

1901-1904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分裂成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两个不同的派别,并分别利用其发行的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其间,革命派创办的报刊在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揭露清王朝统治者的腐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号召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