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文化现代化:交往中的对话与全球化挑战下的整合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     

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

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晚清“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思潮”—“学衡派”思潮—“中国本位文化论”—“现代新儒学”。在这百年心路历程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逻辑的发展上固然不乏有其理论体系不断创制更新和主观心态日趋平实开放的“变异”方面 ,但它作为同一种社会思潮的整体连贯性即“遗传”基因却从未中断过 ,而且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本质所包含的三个层次(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阶级之争)上 ,均凸显了三个极具传承性的基本特征 :(一)在“中西文化观”上 ,具有一定的文化融合意识与笃固的民族本位立场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泥足深陷的思维模式 ;(二)在“古今文化观”上 ,具有相当的批判求新精神与强烈的回归传统愿望 ,“返本开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执迷不悟的一贯主张 ;(三)在政治思想和态度上 ,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与整体的改良主义性质 ,反“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约而同的政治论调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是在与西方文论互动中进行前沿思想对话的。在全球化语境中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明显的 ,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论界不能提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思想。从生态美学上看 ,这种对西方文论播撒脉络的考察 ,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正是在这种对话中 ,中国当代文论的真实状态和前沿问题呈现出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清理当代中国文论的前沿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 ;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空间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精神自觉 ;西方文论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 ;在后现代多元化和边缘性中坚持“文化互动” ;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 ;传媒文化与中国思想传播 ;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     

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非理性基础——与方朝晖先生商榷

现代意义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是源自家族与宗族的自然延伸或扩大,而是以家族和宗族为基础的传统秩序崩溃以后的产物,因为从家族和宗族中脱离出来的个体需要寻求更大更强的集体归属。集体归属、非理性化、神化倾向以及受到挫败后的民族耻辱和民族报复心理是所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特征,而不是中国或东亚的独有特点和鲜明特征。就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而言,与其说是“绑架”,不如说是纠缠在一起的孪生兄弟。它们始终都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变的产物,并随着中西之争与古今之变的变化而变化。     

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这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也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新,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在积极的文化交往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对话语境,为构建先进的本土文化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逐渐走向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理论上超越了近代以来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古今新旧”“中西体用”之争,回应了人类文明正在面临的不平等加剧、工具理性至上、生态恶化等现代性危机,回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两大核心问题。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论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

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当然,梁漱溟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中西文化之同,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他阐述了中西之同两方面：共时方面的文化三层说和历时方面的文化三期说。实际上,梁漱溟所认可的,只是中西不能相提并论,一古一今不能等量齐观。其实,在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异中,梁漱溟更强调的是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根于中西之别。因此,有些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有些则不是,关键要看它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所以,中西古今不能一概而观,文化的不同既有中西之异,又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异比古今之别更为根本。或许正如梁漱溟所言,我们所需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意志。     

文化中国的阆中范本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面中,阆中以其春节文化的创制、传承和再造,成为文化中国的一个地方范本。阆中的文化发展具有国家层次的意义,不仅因为春节,还因为它体现了科举考试、文人墨客的古代主流文化精神;在古今中国的多元文化结构中呈现出古典与现代两种结构形式;在中国现代转型的进程中,阆中以自己的文化自觉,承接历史传统,创新现代文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局面。阆中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以三城的比较呈现出来;阆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与特性,也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中逐渐展示出来。这对人们理解“何以中国”具有明显的助益。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近代在经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同时,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从本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革命进程中,它自身也中国化了,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古今中西”之争和近代的哲学革命,而且在实践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使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     

试论中国近代美学的综合创新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思想大变动,文化大冲撞。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和冲突。由西学东渐引发的别开生面的“古今中西之争”正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发展的广阔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近代美学既不能在西方美...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洪晓楠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冯友兰以其独特的理论方式，试图从哲学上解决东西文化...     

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扫描

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中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延续,"民主社会主义"之争关切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再次明确了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读书》杂志更换主编事件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波澜,十年来思想界变迁引起各方关注;文艺学领域"审美意识形态论"之争随着钱中文的长文而告一段落,同时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30年的总结和反思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德国汉学家顾彬2007年再次发难中国当代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学对话与交流仍显隔膜;以邓晓芒为焦点的"亲亲互隐"之争则突显了现代学术语境中传统学术资源的再评价问题。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洪晓楠一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

本文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做了总体的回顾与评析。作者认为 ,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 ;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 ,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中国文化之民族慧命、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具备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框架、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迈出了坚实步伐等三个方面 ;人类文化发展中后现代转向的出现在使中国文化面临两难困境的同时亦为其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面向 2 1世纪 ,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 ,切实完成既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又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双重任务。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文化基因嵌入生活日常的中华传统文化演进——以中华茶艺文化为切入

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全面概括,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这五种特性是对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定性描述,也将文化基因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起源于中国的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综合性技艺。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华茶艺以茶器具、茶音乐、茶技艺、茶表演及茶民俗等为载体形成的和、静、敬、雅、仁的文化基因嵌入中国人生活日常,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其形成的文化镜像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性”的概括。对中华茶艺的文化基因探析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