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较早、人数最多、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关于该社团对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有许多论者做了大量研究,似乎已经有了定评。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轻视儿童文学,忽略了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考察,因而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及其这场运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五四”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他们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