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制度现代化路径述论

中国律师制度是近代法律移植的结果。回顾该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律师制度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功用,促进中国律师制度的优化及现代化,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社会主题。     

试论香港律师制度的特色

香港律师制度渊源于英国律师制度，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律师界存在着大律师与事务律师两个分支。同时，香港律师又有执业律师、政府律师和公司律师之分，资深大律师与普通大律师之分，公证事务律师与普通事务律师之分。此外，香港律师在法律上是高等法院的“人员”，接受法院的监督，是香港法官的候选人，却又游离于法院管理系统之外。香港律师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了香港社会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广泛性，同时也说明香港律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律师职业与公益法律援助的实践矛盾性——以美国律师职业化发展为启示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职业社会学的观点对美国律师职业领域的发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美国律师职业与社会公益法律援助存在着实践矛盾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矛盾有着不同的表现。这对于中国法律职业化发展有着借鉴作用。如何在我国法律职业化进程中实现律师职业在技术性与公益性并重应该受到目前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需要通过借鉴美国律师执业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历程来规避美国曾经出现的问题,以实现律师职业的基本社会价值。     

社会视野中的德国律师亚文化

德国律师亚文化，在轻视个人经济成功、排斥公开；中突、推崇法律规则和严守群体归属价值观的德国社会，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因为德国律师主要出身于公务员和大学毕业人群，并受到了统一和倾向保留的教育，所以德国律师职业内具有强烈的同质性、凝聚力和归属感，但是因为职业性质与一般社会观念存在冲突，其社会贡献没有超出一般职业的范围。文章通过对德国社会价值取向、律师的社会背景、律师的教育和律师的亚文化四个问题的分析，力图贴切地描绘德国律师亚文化的总体图景，并对其成因及在参照群体中的体现作以诠释。     

基于AGIL模型建构律师社会责任研究

现代律师的法律服务已经成为具有经济性质的商品,律师本身是衡量自身利益得失的"经济人",但是律师需要承担超出市场主体道德要求的、从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社会责任。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创立了解释"社会行动系统何以存在"的AGIL理论模型,可以为建构律师社会责任的社会行动系统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并可由此演绎合理律师社会责任秩序运作的基本条件。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法与实践

本文立足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对立法的优劣与司法实践中的障碍进行评析和研讨,并提出了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关系的现实分析

现实中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关系存在“过”与“不及”两种状况。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改造可以让辩护律师与被告人走得更近,但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律师相对独立的法律人格,应当使其在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本性、习惯和追求——律师职业形象与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图景

就应然状态的律师形象而言,对法治的信仰是职业的天性,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是职业的习惯,而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蕴含在其职业的追求之中,因此,律师形象就是社会管理法治化图景的缩影,律师形象的形塑过程构成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路线图,标记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起点、路径和目标。     

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兼论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律师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律师与法律援助制度仍不相协调并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除了提高综合国力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转换观念以提高社会各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外,更为必要和紧迫的是应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     

律师执业中人身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以《律师法》第37条第1款为中心展开

律师执业中遭受侵害事件近年来不时发生,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通过对国内律师在执业中人身权受侵害的38例事件的实证研究发现：涉众型案件、婚姻和家庭等领域律师最容易成为受害对象,发生在法院内部或者法院门口的袭击事件占有相当比例。对方当事人、法院法警和本方当事人是侵害律师的三大主体。赤手空拳进行殴打是侵害律师的主要方式,遭受轻微伤和轻伤的损害后果占比较高,律师受侵害事件分布范围较广。有效遏制律师受侵害事件发生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培育公众的法治信仰和对律师地位作用的正确认识;二是律师言行上注意避免激怒对方当事人并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对本方当事人做好安慰解释工作;三是法院应加强对律师人身安全的保障;四是完善律师人身安全保障的法律制度;五是将律师人身安全保护纳入培训内容,尤其应注重警示教育、人防和技防等措施的落实;六是律师协会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律师费用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为环境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律师费用转移规则,是确保该法律有效运行的"激励机制",其激励民众、环保团体等主体提起诉讼,以监督、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构建生态文明。     

一个两难的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律师法>第33条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二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本文分析了二者价值冲突的理论根源,对二者的价值取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完善的建议,包括在立法上确立律师职业特权规则,设立与律师保密规则相适应的配套机制等等.     

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走向

英国律师产生伊始就分为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代理人两部分。后来,辩护人演变为出庭律师,垄断了出庭辩护权,代理人则与16世纪新兴的事务律师融合一起,组成了事务律师分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律师结构。20世纪末,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作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外国及香港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这些制度启示我们:在我国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必须提升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地位,必须推进为政府首长设立专职首席法律顾问,必须聘用大量律师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我国已对公职律师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尽管对这种探索还存在争议,但是法治政府建设需要法律专家协助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其中社会律师是政府法律顾问的最佳人选。     

我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我国律师制度从恢复至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文章从律师资格认定的转变、经费收支的转变、律师事务所体制上的转变、律师事务所设置方式的变革、律师业务领域的转变五个方面概括了这一发展的历程,并指出了律师行业今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律师道德伦理与社会正义

社会对执业律师社会作用的期望值往往高于普通职业者,律师职业的特点使其执业道德伦理标准和其他普通职业者有相似的基础又有特殊职业的差异.律师坚持执业道德伦理标准是其维护中国法制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也是真正实现律师职业化的基础.同时,社会正义观念和理论、社会民主法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促进了律师伦理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现代律师伦理道德水平、敢于和善于维护法律程序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新一代中国律师的光荣使命.     

论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身不具备充分的调查取证能力。在当事人希望通过律师的“特权”实现自己的调查取证权时，却发现律师与其权利相差无几。实践中被誉为“积极探索律师调查取证新途径”的律师调查令因为制度本身存在着法理上的硬伤，所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应当重新定位律师的性质，认可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准司法性”,修改民事诉讼法，取消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将其权力直接转移给律师，从立法上赋予律师“强制调查取证权”,由律师帮助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而法官则在举证过程中保持完全中立。     

律师会见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 ,律师会见权从主体、客体、内容、目的、功能及价值意义等要素彰显了一种理性蕴涵。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 ,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 ,使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挥 ,并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 ,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 ,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律师职业特权考

基于职业的特殊性而享有特权,是特权产生及特权设置具有了合理性,这样的制度建立在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经济分工的背景之下.律师职业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职业类型,赋予律师职业特权对于律师行业的成长以及促进律师有效执业均有重要意义.从律师职业专业性、服务性、商业性、独立性、自律性的五大属性出发,律师职业特权也具有法律专业性、服务继受性、价值平衡性、权利独立性、规则限定性等特征.广义的律师职业特权泛指律师基于职业而获得的优先权或是特定的执业权利,狭义的律师职业特权则特指司法制度中的律师拒证特免权制度,从法学学科分析的角度,与证据法学可以找到最佳契合.     

北洋时期律师的身份及其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的法律把律师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即自由职业者,与清末相比则是历史的进步。北洋政府受传统"无讼"观念和"讼棍"观念的影响,对律师制度仍存疑虑,突出强调律师的义务,确立了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律师工会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